《学点历史》丛书 《红楼梦》与清代封建社会 施达青 : 人居女版社 ==========第1页========== Vaice of Marcism-Peninism9p啡B99Sr 制作 ==========第2页========== ✉学点历史”丛书《红楼梦》与清代封建社会 施达青 人天大胶社出版安专专屋发行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787×1092垂米32开本4.75印张74,000字1976年4月第1版1976年4月北京第1炎印剧书号11001·301定价0.29元 大 .. ==========第3页========== ·出版说明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重视学习历史，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不要制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买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四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因的昨天和前天。”学习历史，研究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要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现实斗争服务，为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服务。《学点历史》丛书，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而出版的一套历史普及读物，根据当前学习的需要，将分册出版。 、 ==========第4页========== 目 录 封建末世的回光返照 4 从是家织造谈起… 21 贾府的豪华生活是从那里来的…35为什么贾府收租那样难……50大观园内外不平静… 62 四大家族兴衰的背后 74 护官符”的秘密…91孔孟之道的叛逆者… …101 “饵名钓禄”的“敲门砖”…116文化禁锢何足畏… …127 《红楼梦》问题的论争说明了什么…140 ==========第5页========== 十八世纪中叶，在中国文坛上诞生了一部思想性最强、艺术性最高、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古典小说。这就是举世知名的《红楼梦》。 《红楼梦》是一部什么书？二百多年来，地主资产阶级的“红学家”，都在一个“情”字上大做文章。有的说，《红楼梦》是写“艳情”；有的说，是“记述”“闺友闺情”；有的则说，是“情场忏悔”。在他们的笔下，《红楼梦》竟然成为一部谈情说爱的小说了。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曹雪芹呕心沥血地进行写作，难道真是为了“谈倩”吗？《红楼梦》第一回，曹雪芹就严肃批判了“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于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的“才子佳人”作品，表示了对这类作品的深恶痛绝。难道他的创作和他的主张自相矛盾吗？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看来，地主资产阶级的“红学家”]对《红楼梦》的种种歪曲，早已在这位伟大作家的意料之中了。 ==========第6页==========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①如果我们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研究《红楼梦》，就可以看出它不是“谈情”而是“谈政”，它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所谓“谈情”，只不过是一种掩护而已。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②曹雪芹虽然郑重申明，《红楼梦》一书，“无朝代年纪可考”。但它却不能不是封建“末世”社会生活的反映。 《红楼梦》中，有两个由作者精心安排的人物：一个叫甄士隐，一个叫贾雨村。甄士隐就是“将真事隐去”；贾雨村就是“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这种“敷演”，并不是凭空虚构。“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既要“将真事隐去”，又要不“失其真”。这就是说，由于当时封建势力的压迫，作者不能直言政治，只得将真事隐去，而运用艺术手法，借假语村言来把封建社会濒于崩溃时期的尖锐 ①《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下同）第二卷，第587页。 ②毛泽东：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横排版（下同），第817页。 2 ==========第7页========== 复杂的政治斗争揭示出来。写儿女之情是现象，·写政治斗争才是它的实质。因此，把《红楼梦》和清代封建社会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对于我们了解《红楼梦》的丰富的历史内容和深刻的社会意义是十分有益的。· 3 ==========第8页========== 封建末世的回光返照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生于清朝康熙末年，①卒于乾隆二十八年(1764年)除夕。他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近半个世纪之久。这一时期，正是清朝社会经济发展繁荣，封建统治相对稳定的所谓“康乾盛世”。 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以李自成为首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腐朽的明朝统治者，建立了大顺政权。在明朝大官僚大地主吴三桂的勾引下，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满族贵族统治者，乘机领兵进入关内，镇压了明未农民大起义，在北京建立了封建的专制主义的清政、权。在满汉地主阶级共同镇压农民起义、镇压群众性的抗清斗争过程中，社会经济曾遭到严重的破坏，明朝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工商业城市惨遭洗劫。康熙年间，社会经济才逐渐恢复，并有所发展。乾隆初年，在各族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下，社会经济出现了异常繁 ①关于曹等芹的生年，历来有不同意见。我们同意生于康熙未年的说法。 4 ==========第9页========== 荣的景象。 农业是封建社会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因此，耕地面积的升降，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标志之一。明末农民大起义前夕的天启年间（1621一1627年)，全国的耕地面积共有七百四十三万九千多顷，经过明清之际统治阶级的破坏，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只剩下五百四十九万三千五百多顷，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雍正二年(1724年)，即曹雪芹诞生后数年，经过了八十余年的恢复，耕地面积上升为六百八十三万 七千九百一十四顷，曹雪芹死后不久，即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再增为七百四十一万四千四百九十五顷，已经接近明末耕地的最高数字了。 人口数字的增减，也是衡量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 一个重要因素。明末天启三年(1623年)，全国人口总数有五千一百六十五万多人。经过明清之际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屠杀，以及繁重的赋税徭役和严重的自然灾害，迫使广大农民逃亡。顺治十七年(1660年)，户口册上只剩下一千九百零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减少了五分之三以上。康熙五十年（1711年)，即曹雪芹出生之前几年，增加到二千四百六十多万人，但还没有恢复到明末人口的一半。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统治者实行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办法，：把 6 ==========第10页========== 人丁税固定下来不再增加。雍正元年(1723年)，又进 一步实行“摊丁入亩”（又称“丁随地起”）的办法，把应征的人口税，分摊在土地税内，按亩征收。这种赋税制度的改革，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乾隆六年(1741年)，即曹雪芹开始写《红楼梦》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前后，人口突然激增到一亿四千三百 四十一万多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正是高鹗完成《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前后，全国人口再次增加到三亿零一百四十八万多人，大大超过了我国历史上任何 一个朝代的最高纪录。 这些土地和人口的数字，都是从清朝官方档案和私人著作里记录下来的，一定很不精确，隐瞒和遗漏之处必定不少。但是，它无可置疑地反映了从清初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的衰微破败景象，到雍正、乾隆时期社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总趋势。 随着耕地面积和人口的增加，社会经济的恢复，社会分工不断扩大，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城市也随之日益繁荣起来。就与《红楼梦》有关的扬州、苏州、江宁、北京四大城市来看，到雍正、乾隆年间，不仅恢复了明代的盛况，而且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有自己特点的工商业城市了。 ·扬州是一个以盐业著称的商业城市。康熙年间， 6 ==========第11页==========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及其祖舅李煦分别担任江宁和苏州织造，又轮流兼任准扬盐政要职多年。经康熙特许，每年从盐政额外收入中拿出一百万两左右的银子，来弥补织造的亏空。曹、李两家也由此而发了大财。曹家在扬州曾有过大批的财产。曹雪芹的好友敦诚在《寄怀曹雪芹》一诗中，有“扬州旧梦久已觉”的诗句。可见曹雪芹幼年时，曾在扬州住过。 淮扬地区，地处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东近大海，西濒运河，方圆数百里之内，河湖纵横，水陆交通方便，渔业盐业都很发达。扬州城，在清代前期，是我国中部各省食盐供应基地，也是东南各省漕粮北运，船帮必经的咽喉要道。 扬州的盐税，对清政府财政收入关系十分重大，“损益盈虚，动关国计”。乾隆年间，两淮每年的赋税，相当于全国商业总税收的一半。因此，清统治者，对扬州盐务一向十分重视。为了牢牢地控制食盐的产销，便于征收盐税，增加国库收入，自清初以来，即在扬州设立两准盐运使，选派内务府中的亲信充任此项要职。《红楼梦》第二回，就提到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乃是前科探花，今钦点为维扬（扬州）地方巡盐御史。 清初扬州的盐政制度，系沿袭明代的“纲法”而稍 ·加修改制定的。所谓“纲法”，就是根据盐的年产量和行 7 ==========第12页========== 销量而制定出“纲册”，然后再招商领“引”（扬州每引官定三百七十斤)。盐商按引每年向国家交纳盐税，因而官盐又称“引盐”。淮扬地区的“引盐”，远销安徽、河南、湖南、湖北等长江中上游各地。盐商们多雇佣私商“船帮”，或通过官方船只，由长江逆流而上，运往各地销售。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十二月，曹寅向皇帝报告，他和李煦所造的江船及内河船只，在本年内可以完工，就是指的这种运盐船。 盐的利润很高，据乾隆年间统计，在扬州产地每斤值钱十文，再加上税银七文，每斤成本至多不过十七文。而转运到汉口等地以后，一斤盐卖“五六十文不等”，利润高达两三倍以上。在盐商们暴利盘剥之下，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劳动人民，由于生活的贫困买不起盐吃，只好“积日累旬，坚忍淡食”。这些富商大贾，通过种种残酷的剥削手段，积累了雄厚的资本。扬州盐商，到雍正、乾隆时期，已经成了囤积居奇，垄断专利的全国最大的商业资本之一。上自清朝皇帝，下至官僚地主和盐商们]，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康熙年间，刑部尚书徐乾学曾把贪污来的十万两银子交给扬州大盐商项景元从事投机贸易活动；而当时作为巡盐御史的曹寅和盐商项景元的关系，也是非同一般的。康熙四十 四年（1705年)，康熙皇帝玄烨南巡到扬州时，在曹寅 8 ==========第13页========== 的引见下，破格接见了盐商项景元。当清政府在财政上有了困难时，扬州大盐商也总是给予大力支持的。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清政府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两淮盐商江广达，“情愿公捐银二百万两，以备槁赏”。嘉庆年间，清政府因镇压川、楚、陕白莲教农民起义，极感军饷匮乏，扬州盐商鲍漱芳则积极向清政府“输饷”，因此，清政府赏了他一个盐运使的头衔。清政府治河经费不足时，盐商们“集众输银三百万两，以佐工需”。乾隆十八年(1753年)，乾隆皇帝弘历南巡时，扬州盐商捐了二十万两银子修建临江等处行宫。据说，乾隆到了扬州，去“大虹园”游览，指着一个景色秀丽的去处，对他的随从们说：“这里多象北京北海的琼岛春阴呀！可借缺少个白塔”！扬州盐商总纲江某，为了讨好皇帝，仅素取白塔的图样，就拿出一万两银子来贿略皇帝的待臣，“鸠（纠通。聚集）工庀（音溶pi。备）材，一夜而成”。连乾隆看了也惊叹“盐商之财力伟哉！”以上事实，可见清政府与扬州盐商之间，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相互利用、相互支持的。 这些大盐商们，在皇帝和官僚的纵容下，对劳动人民肆意盘剥，一个个变成百万富翁，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他们“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音牌攸piyu。阳社会称演戏的人）伎（音技。女乐） 9 ==========第14页========== ·乐，恒舞甜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各地盐商都是如此，而准扬盐商更甚。乾隆也说：“扬州盐商，…拥有厚资，其居室园囿（音右yu。养动物的园子)，无不华丽崇焕”。扬州这个自隋唐以来就十分繁华的城市，到了十七、八世纪的清代，由于盐业与漕运的发展，与之有关的其他商业，也日益发展起来。如供应富商大贾、达官贵人衣着的绸缎铺，多集中在多子街（又名缎子街）。绸缎的品种有八团、大祥莲、拱壁兰等；在颜色方面，有蓝、硃、墨、库灰、泥金黄、高粱红、樱桃红等。特别是供有闲阶级消遣之用的酒楼茶肆，更是十分繁盛。茶馆多集中在北门桥一带，有扬州茶肆“甲于天下”之称。酒楼则集中在虹桥附近，酒馆里摆满了通州雪酒、泰州枯酒、陈老枯酒、高邮木瓜酒、 五加皮酒、宝应乔家白酒、绍兴老酒、高粱烧酒等南北名品。康熙年间，孔尚任对扬州的繁盛情况，有过这样的描述：“东南繁华扬州起，水陆物力盛罗绮。朱桔黄·橙香者橼（音缘yian。香橼，水果名），蔗仙糖狮如茨比（音辟匕cb,形容物品很多，象用茅草盖房一样的密集)。一客已开 十丈筵，客客对列成肆市”。在这些大官僚、大商人花天酒地、一掷干金的生活背后，不知挥露着多少劳动人民的膏血。 苏州也是我国明清以来工商业最发展的城市之 10 ==========第15页========== 一，是著名的丝绸城市。曹寅曾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到三十二年(1693年)，在苏州担任织造，随后又由其妻兄李煦继任多年。因而曹雪芹对苏州城的繁荣情况也是十分了解的。他在《红楼梦》第一回，就写到“这东南有个姑苏城，城中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由于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苏州城在明清之际，已经是东西五里，南北七里，周围四十五里的大城市了。到了乾隆年间，仅苏州城里，就拥有十万户居民，如果每户以五口计算，全城不下五十万人口，成为我国东南的 一个大都会。 苏州地区上地肥沃，物产丰富，特别是“控三江，跨 五湖而通海”，水陆交通十分发达。在乾隆初年，“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其繁华超过了京都。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苏州院画家徐扬所画《盛世滋生图》上，可以看出苏州工商业繁荣的盛况。画面上共画有二百三十余家有市招的店铺，共有五十多个行业。从商品的种类来看，除了本乡本士的产品外，还有四川、广东、云南、贵州、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山东等九省著名的特产。如山东茧绸、濮院宁绸、汉府八丝、崇明大布、松江标布、京芜（南京、光湖)梭布、金华火腿、宁波淡鲞（音响xg。剖开晾干的 11 ==========第16页========== 鱼)、南京板鸭以及川川、广、云、贵杂货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红楼梦》第十六回，谈到贾元春省亲，贾府修建大观园，特派贾蔷到苏州请教习，采买女孩子，并置办乐器行头等事。第六十七回，也谈到薛蟠从江南回来，带了两箱子苏州的土特产，其中有“笔、墨、纸、视，各色笺纸，香袋、香珠、扇子、扇坠、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丘带来的自行人，酒令儿，水银灌的打金斗小小子，沙子灯，一出一出的泥人儿的戏”等，来分送给贾府的太太、小姐们。 清代前期，由于海外交通十分方便，我国出产的传统商品如丝绸、茶叶、瓷器等大量出口。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仅苏州一地，每年制造出海贸易的船只“多至千余”，每十只海船的造价“须数万金”。《红楼梦》第十六回，赵嬷嬷说：“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船”，就是指制造这种出海贸易的船。 随着中国商品的大量出口，也必然伴随着世界各地洋货的大量输入。所以，到乾隆时，苏州城“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干万里之商贾，骈肩辐辏（音福凑fcòu。形容人或物聚集象车辐集中于轴心)”。我们在徐扬的《盛世滋生图》上，还看到有两家悬挂“洋货行”市招的店铺。由于苏州洋货业的发展，嘉庆中期，在梵门里肖家园，成立了“咏勤公所”。我们 12 ==========第17页========== 在《红楼梦》中，也看到了贾府有不少洋货，如洋烟、西洋珐琅、洋布、洋漆、西洋自行船、西洋葡萄酒、暹罗猪、茜香国大红汗巾、金表、自鸣钟、俄罗斯雀金呢氅衣、波斯国的玩器等都是。凤姐曾夸耀说：“我爷爷专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薛宝钗的堂妹薛宝琴也说过：“我八岁的时节，跟我父亲到西海沿上买洋货”。 由于国内外商品贸易繁盛，苏州城市人口激增，于是出现了市区向城郊扩展的现象。阊门外南濠之黄家巷，明朝时“尚系近城旷地，烟户甚稀”，到了清朝，“生齿日繁，人物殷富，闾阎（音驴延1y如。里巷和里巷的门）且干，鳞次栉比”。南濠在明末时，“货物寥寥”，并不是一个热闹的地区，到清初以后，这里逐渐“人居稠密，五方杂处”，达到了“地值寸金”的地步。苏州的盘门（西南门)、葑门（东门），在乾隆初年，还不甚繁华，有人把很华丽的房子“减价求售”，没有人购买，到了乾隆末年，这些地方，已经是“万家烟火”，象那样的好房子，已是“求之不得”了。 江宁又名金陵（即现在的南京），在历史上很早就发展成为我国著名的丝织业中心。清朝初年，丝织业更加发展，乾隆、嘉庆年间，全城约有三万余张织机。 13 ==========第18页========== 清统治者为了搜括缎匹以供潮廷及各级官僚地主的需要，在此设立织造衙门，以达到控制丝织业之目的。曹雪芹的曾祖曹玺、祖父曹寅、伯父曹颗（膏喁y如g),父亲曹颍（府）三代四人任江宁织造达六十余年之久。曹雪芹出生在江宁，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在《红楼梦》一书中，多次提到四大家族的原籍是金陵。曹雪芹的好友敦敏在《赠芹圃》等诗中，有“秦淮旧梦人犹在”，“秦淮风月忆繁华”的诗句。可见，江宁的发展、繁荣是给漕雪芹留下了深刻印象的。 江宁丝织业十分发达，在某些方面已超过了苏州、杭州，所产的丝织品名目很多，有绸、缎、纱、绢、罗、翦绒等品种。缎又分为头号、二号、三号、八丝、冒头等名称。因是向朝廷“入贡之品，出自汉府”，故名“汉府八丝”，或称“贡缎”。 江宁所产的绸缎，质地优良，享有“江绸贡缎之名甲天下”的荣誉。由于交通的发达，北到京师，东北到辽沈，西北到山西、陕西、甘肃、新疆，西南到四川、贵州、云南以及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河南、安徽、山东等省，几乎行销全国，成为官僚地主的生活必需品。这些达官贵人做衣帽、靴履，都讲究用江绸贡缎，否则就会被人议论讥笑。 江宁丝织业的发展，作为“织户之附庸”的其他… 14 ==========第19页========== 些工商业，在乾、嘉年间也相应地发展起来。如绸缎的：·包装行业，以及与包装有关的纸坊，其他如机店、梭店、篾（音扣kò加。旧式织布机上用竹子做成的一种机件）店、籰（音阅yu©。籰子，络丝纱等的工具)子绺（音柳）梭竹器店、范子行、挑花行、拽（叶è，拉）花行、边线行、染行等工商业都 十分发达。据记载，雍正年间，江宁“五方杂处，街市宽阔，巷道四通八达”。每到夜间，“一更二更，街市灯火不断，正买卖吃食之时”。在秦准河上，“客船游船，往来不断”。乾隆年间，江宁的利涉、武定两桥之间，茶馆酒店，东西林立。吴敬梓所著的《儒林外史》，在描写江宁的繁华时也指出：“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于余处”。显然，江宁已经发展成为江南工商业的中心城市了。 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它曾经作为金、元、明、清四个朝代的京都达八百年之久。清朝前期，北京不仅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我国北方商业贸易的著名城市。曹雪芹的家庭，自雍正五年(1727年)被抄家之后，由江南迁回北京，一直到乾隆二十八、九年曹雪芹死后为止，他在北京度过了大半生，过着穷愁潦倒的生活。他的《红楼梦》就是在北京西郊写成的。 ·清朝前期，北京的交通已经十分方便，初步形成了 15 ==========第20页========== 四通八达、伸向全国各地的水陆交通网，这给北京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林黛玉的母亲病死扬州，她跟随贾雨村乘船顺运粮河北上京都，到外祖母家寄养。弃舟登岸，上轿进城，只见“其街市之繁华，人烟之阜盛，自非别处可比”，北京工商业之繁盛，可见一斑。 北京最繁华的地区并不在达官贵人聚集的内城，而是在宣武、正阳、崇文三门以外。那些富商大贾，拥有成干累万的资本，在三门以外经营工商业。到乾隆时期，大栅栏一带，已经形成了商店林立，市招繁多，小商摊販，蜂攒蚁聚，酒楼茶肆，鳞次栉比的热闹去处。 北京的工商业，几乎完全掌握在行帮商人手里，特别是掌握在宁波帮、胶东帮、广东帮、徽州帮、山西帮商人手里。这些行帮商人，企图保持市场的垄断，防止外乡、外行商人竞争，纷纷为开会、存货、订立行规、统一度量衡而设立商人会馆。据记载，乾隆时，“各省争建会馆，甚至大县亦建一馆”，以致引起三门以外地基房价的直线上涨。随着北京工商业的发展，北京工商业会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到鸦片战争前夕，北京货行会馆之多，十百倍于天下各外省；而正阳、崇文、宣武 三门外，货行会馆之多，又十百倍于京师各门外。 为了适应剥削阶级的需要，北京工商业走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北京最发展的手工业，要算珐琅、玉 16 ==========第21页========== 器、雕漆、氆氇（音普魯p如。一种毛织品）等高级奢侈品。在《红楼梦》里，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些作为摆设的珐琅和雕漆。在锦衣军府查抄宁国府的清单中，就有大量的玉佛、玉缸、玉碗、氆氇等珍贵的高级奢侈品。与此相反，和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手工业产品，当地却很少生产，绝大多数仰赖全国各地运来北京。如土布来自山东和河北高阳，纸张来自安徽、福建、江西，烟叶来自关东和河北易县。因此，在乾、嘉时期，北京并不是一个生产的城市，而是一个消费的城市。北京的商业比手工业发达；专供统治阶级消费的手工业比劳动人民需要的手工业兴旺。 由于北京是一个消费城市，高利贷行业非常活跃。高利贷是一种“生息资本”。一些贵族、官僚、地主、商人，以银钱作资本，“放印子钱，重利盘剥”。康熙的第九子允禟，通过家人毛太，大放高利贷。当他被抄家时，搜出借券八十余张，放债银十余万两。《红楼梦》中的贾府，就是高利贷者。贾府被抄家时抄出的一箱子借票，就是他]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罪证。康熙年间，北京的钱庄银号，在“正阳门左右列肆而居”。这些高利贷者，“操奇赢，权子母，以博三倍之利”。高利贷的利息是很高的。“七扣八扣，辗转盘剥”。乾隆四十八年，有个叫张有蕴的，因从北京去山西“路费无措”，向 17 ==========第22页========== 马廷壁借得“四加三分利银”七百两，实际拿到手的只有二百八十两。 :典当业是一种用物品作抵押的高利贷行业。尽管清政府规定“典当财物，每月取利，不得过三分”，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副都御史许三礼，就弹劾过徐乾学开当铺“违禁取利”。一般说来，抵押物的价值越小，取赎的时间越短，利息也越高。换言之，劳动人民越穷，受当铺的剥削也越重。据乾隆 九年(1744年)的统计，北京城内外，“大小当铺共六 七百座”。嘉庆八年(1803年)，在前门外成立了当业会馆一公合堂。这些当铺多和官府勾结，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康熙时，刑部尚书徐乾学，曾把本银十万两交给布商陈天石，在前门外大蒋家胡同开当铺。乾隆末年的大学士和绅也在北京开了当铺七十五座。《红楼梦》里的“百万皇商”薛家，也把替皇宫“采办杂料”，从“内帑”（膏躺g。内帑，国库）领来的“钱粮”，挪用来在北京开了许多当辅。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薛蟠的堂弟薛蝌的未婚妻邢岫烟，因家里贫穷，“把棉衣服叫人当了几吊钱”，做“盘缠”，恰好是当在薛家在鼓楼西大街开的“恒舒当”里。 我们上面谈的只是与《红楼梦》有关的四大城市，此外如杭州、汉口、广州、佛山等地，在清代前期也已经 18 ==========第23页========== 是商品经济相当发展的工商业城市了。 马克思说：“商人资本的发展就它本身来说，还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①事实证明，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发生和发展，在我国历史上很早以前就出现了，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早期的城市。到了封建社会，城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到了封建社会即将垮台的清朝前期，商品经济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城市也相应地获得了更高的发展。但是这时的城市仍然是封建性的城市，中国仍然停留在封建社会阶段。 斯大林指出：“商业资本在中国农村中是和封建主的统治、和地主的统治独特地结合着的，它从地主那里袭用了中世纪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方法。”又说：中国农村里的商业资本，“从农民身上榨取脂膏并不亚于任何封建主”。②中国的封建城市是封建社会的统治中心，商人和高利贷者居住在城市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往往和官僚地主相互勾结，形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统治集团，来共同残酷地压迫、剥削城乡芳动人民，使劳动人民陷于极端贫困的境地。因此，尽管城市是异常繁荣的，但广大的农村，却是长期处于落后和停滞不 ①《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下同）第三卷，第366页。 ②《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讲话》，斯大林企集》第九卷，第218页。 19 ==========第24页========== 前的状态。 中国的封建城市在政治上统治农村，在经济上剥削农村，居住在城市里的皇室贵族、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者，把直接或间接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来的大量金钱，用来大量购买土地，并过着穷奢极侈的豪华的寄生生活。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使得封建统治阶级对货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恩格斯指出：“货币重新成为普遍的交换手段，因而货币量大大增加。贵族没有货币也不行了。”“货币已经把封建制度破坏和从内部侵蚀到何等程度”。①因此，所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封建社会濒于垮台的回光返照而已。 ①《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巢》第二一卷，第450页。 20 ==========第25页========== 从皇家织造谈起 清初以来，统治阶级为了搜刮缎匹，专门监造皇室的衣饰服用，在以丝织品闻名于世的江南苏州、江宁、杭州三府，分别设立织造衙门。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控制江南一带的丝织业，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宫廷、贵族和封建官府奢侈浪费的生活享受。 曹雪芹的家和江南的丝织业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康熙二年(1663年)，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便当了江宁织造，一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他死时为止。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出任苏州织造，继而任江宁织造。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曹寅病死，江宁织造由曹寅的儿子、曹雪芹的伯父曹题继任。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曹颗病死，曹雪芹的父亲曹颓又继任了此职。不但曹家以织造世家而闻名于当时的贵族社会，而且他们的亲戚李煦、孙文成，也都由于曹寅的推荐而分别担任过苏州和杭州织造多年。由此可见，在康熙年间，曹氏家族与江南丝织业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曹雪芹生长在这样一个富贵显赫的织造世 21 ==========第26页========== 家里，他对江南的丝织业是很熟悉的。 织造衙门设织造-一人，专管绸缎的制造和供应事宜，多由内务府的郎中或员外郎选派充任。织造一职无常品，官职不大，但与地方官是上级或平级的关系。清政府规定：“织造系软差之员，与地方官虽无统属，论其体制，不特地方交涉事件，各官不得牵制，即平时往来文移，亦不容以藐视”。按清朝惯例，凡外任官员，除督抚可以向皇帝直接上奏折外，布政使、按察使要上奏章时，一般要通过督抚转奏。但是，织造不但可以向皇帝上奏，甚至还可以向皇帝递密札，直接联系。织造除了负有经济上的使命而外，还有政治任务。诸如监视江南一带劳动人民和汉族官僚的活动，报告江南一带的吏治民情，对汉族知识分子中具有反清思想的人做争取工作等等。织造衙门实际上成了执行皇帝秘密使命的侦察机构。 清朝统治者设立织造衙门，经济上在于供应宫廷的衣饰和赏赐臣下所用的绸缎。这两种丝织品，因对象不同，要求各异，在规格、图案、质量上都有所差别。《红楼梦》第四十回，潇湘馆换窗纱，引起了凤姐的一段议论。她说：“这个薄片子还说是内造上用呢，竟连这个官用的也比不上啊。”第五十六回，江南甄府进京朝贺，派人给贾府“送礼请安”，在那份礼单上，就有：“上用” 22 ==========第27页========== 各种缎、纱、䌷（同绸）共四十八匹，“官用”各种缎、纱、细、绫共二十四匹。·①这两处所说的“上用”和“官用”，就是指织造衙门的这两项任务。 这些缎匹大部分是在织造衙门直接督监管理下进行生产的，即所谓“设机织造”或“设机募匠”。随着统治阶级生活的日益腐化，绸缎的需要量大大增加。如顺治八年(1651年)举行一次亲政礼，就赏赐了几千匹绸缎；皇太后加一次徽号，又赏赐了几干匹绸缎。这样，朝廷和官府需要量大大超过了织造局的生产能力，从而出现了“缺机”（即缺少织机）的情况。织造衙门就采用掠夺民间机户的办法，“召募机匠”，来弥补出现的亏空。其具体办法是：织造衙门把生丝散发给民间机户，民间机户根据要求按规格织成绸缎，织造衙门再按匹结算，给予报酬。本来民间机户每张织机每年的费用约需一百二十金，但机户“名隶官籍”以后，织造局只能发给一半的价钱，因此机户每张机每年要赔补 六十金。这实际是对民间机户的剥削。康熙六年(1667年)，苏州织造局缺机一百七十张，民间机户害怕赔累，都想方设法逃避承担。苏州丝织业行会行头王斗山等，则提出由民间机户平均负担的所谓“均机之议”。 ①按现通行本为“宫用”，此处据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 23 ==========第28页========== 原议定有织机二十张的机户，须派官机一张，后来因王斗山接受贿略，推翻了原来的决议，改为民机九张，即派官机一张。因而“遍处搜刮，科敛津贴，借端勒索，假公济私，城乡大扰”，对民间机户危害甚大，严重地影响了民营丝织业的发展。 苏州、杭州等地，还有一种佥（同签）派殷实机户充当堂长管事的徭役。充当堂长管事的机户，负责替织造局收购和发放生丝，监督民间机户生产，负责往北京解送缎匹，实际上是织造局与民间机户之间的中间承包人。这一繁重的徭役，有的一县达数十名之多，它对民间机户的危害甚大。“一人充当，赔累数百金以至数干金，不至赤贫不止”。致使机户破产，机匠失业。顺治十年(1653年)，刑科给事中（官名)袁懋功、刘余漠等替机户先后题奏，请求停止这种徭役，并向清廷建议，以后再有“佥报投充机户堂长管事等议，速行停止”。 清初以来，为了控制民间丝织业的发展，还对江宁民间机户的织机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规定每一机户织机不得过一百张，超过部分，一张要纳金五十两，并须向织造衙门请求，经过批准，发给“文凭”后，才敢开机织造。其目的，就是防止民间机户之间的相互竞争和兼并，实际上阻挠了民间机户的发展。 24 ==========第29页========== 清统治者对江南民间机户采取的上述种种指施，说明了织造衙门的设置，对江南丝织业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此外，在江南地区，有些封建官僚地主分子和官府衙役，对民间机户也想方设法进行鼓诈勒索。如康熙年间，吴江县地主假借种种名义，“私税䌷匹”；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一些封建官府衙役，也对丝织业进行了“需索扰累”。这些，都不利于江南丝织业的发展。 尽管行将灭亡的清朝统治者，千方百计地限制丝织业的发展，但是，“生活中新产生的、一天天成长的东西是不可克服的，要阻上它的前进是不可能的”。①因此，江南各地的丝织业，在封建统治阶级和民间机户之间的控制和反控制，摧残和反摧残的激烈斗争中，仍然不断地向前发展。 康熙年间，曹寅担任江宁织造时，在民间机户的强烈要求下，曹寅曾向清廷上奏，取消了每户不得超过一百张织机的限制，免除了税额，得到机户们的“感颂”，在雨花台为他修建“曹公祠”。曹寅的妻兄李煦，在任苏州织造期间，对丝织业也做了点好事。据记载：“织造李煦，莅苏三十余年”，“工匠经纪，均沾其惠”，“吴民 ①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275页。 25 ==========第30页========== 深感公之德”，称他为“李佛”。那位禁止吴江地主“私税细匹”的江苏巡抚吴存礼，吴江机户也为他建了“吴中丞祠”，以诘不忘。 当然，曹寅、李胞、吴存礼等，在主观上并不是想发展江南丝织业，更不是代表机户的利益来替机户说话。曹寅就说过：“奏免易，他日思复则难，慎勿悔也”。他代表谁在说话，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是很清楚的。但是，他们的行动和措施，客观上有利于江南丝织业的发展。所以，到乾、嘉年间，在广大机匠的辛勤劳动下，杭州“东城，机杼之声，比户相闻”。“机坊机匠，未有若此之盛者”，“东北隅，数万干家之男女，俱需此为衣食之谋”。在苏州，“东城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如有名的石恒茂、英记、李启泰等丝绸一，皆创设于乾、嘉，并一直存在到清末。苏州附近的盛泽镇，周围二十 五里内，有织机八干张。至于江宁，由于康熙以来放宽了限制，乾、嘉年间织机数多达三万余张。到道光年间，增加到“缎机以三万计，纱、䌷、绒、绫不在此数”，而合计城厢内外，缎机总数竟达五万多张了。 毛主席说：“中国封建杜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①到 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进集》第589页。26 ==========第31页========== 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前后，尽管中国仍然是封建社会，在广大的地区范围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江南一带的丝织业，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在苏州，固然有些民间机户被牢固地控制在织造衙门手里，但也有不少拥有少量织机进行家庭生产的民间小户。同时，还出现了不少“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工人并可以“另投别户”的手工业雇佣作坊。据记载，“震泽镇及近镇各村居民，乃尽逐绫䌷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江宁在道光初年，“机匠一业，每坊辄有数十人”，“有力者畅所欲为，…遂有开五六百张机者”。如著名的李扁担、陈草包、李东阳、焦洪兴等机户，都有四五百张织机。这些机户，有的“除自行设机督织外，大都以经纬交与织工，各就职工居处，匠织造”。也有的人自己不开设作坊，他只是“散放丝经，给予机户，按绸匹计工资”。可见，江宁的民间机户，除了被织造局控制了一部分外，也有少数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大作坊。有些民间小户，本身资金甚微，织机不多，受人作坊的资本所控制，为他们加工订货，成为大作坊的场外部分。列宁指出：“包买主把材料直接分配给‘手工业者’使其为一定的报酬而生产。手工业者de facto成了在自己家中为资本家工作的雇佣工人，包买主的商业资本在这里就变成了工业 27 ==========第32页========== 资本。于是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形成了”。① 此外，还有与织造衙门有密切关系的江南棉纺织业、染踹业，苏州的造纸业，景德镇的制瓷业，佛山、芜湖等地的冶铁、炼钢等行业，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荫芽。尽管资本主义萌芽在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这个汪洋大海里，它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孤岛。，但清朝前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标志着经历了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开始走向垮台。 城市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在一些工商业 十分发展的城市里，阶级结构发生了某些变化。过去封建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统治，逐渐被打破，在阶级关系上出现了新的内容。“新阶级已经在旧阶级之旁形成了”。②所谓的新阶级，就是新兴市民阶层。新兴市民阶层，成分十分复杂。它包括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即工商业者、作坊主，还包括从土地上大量被排挤出来，流亡到城市里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无产阶级的前身。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十分微弱，不可能大量的吸收劳 ①《饿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巢》第三卷，第328一329页。 ②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388页。 28 ==========第33页========== 动力。所以，在清前期，苏州的情况是：“佣工之人，计日受值，各有常主”；“无主者黎明以待，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日车匠，立镰溪坊。什佰为群，延颈而望，如流民相聚，粥后散归”。形成了“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受尽了封建的剥削和压迫。因此，这时市民阶层反对封建势力，要求发展工商业，要求起码的生存条件，要求初期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斗争，十分坚决，十分激烈。 新兴市民阶层，在明末就曾与封建统治者阻挠工商业发展的“矿税监”政策进行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斗争。特别是万历年间，苏州出现了一个手工业工人的优秀代表葛贤。明神宗时，他领导职工进行了反税官的斗争，并取得了初步胜利。当反动当局出面进行镇压时，葛贤立即挺身而出，声明自己是倡议人，一切后果应由他一人承担，不要株连他人。在他身上已经体现出工人阶级的前身手工业工人的大公无私的优良品质。到清潮前期，随着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新兴市民力量的更加壮大，他们反对封建统治阶级，反对作坊主压迫剥削的斗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持续之久，都大大超过了明末。 由于市民阶层成分十分复杂，经济地位也不完全 一致，因而斗争的目的要求，也不相同。大体上可以分 二 29 ==========第34页========== 为两种类型： 一是江南一带城市中，中下层市民为生活所迫，反对封建势力压迫与剥削的斗争。这种斗争，遍布于工商业较发展的江南各城市。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 八月，杭州“土棍地虎”，勾结旗丁，用高利“放印子钱，准折子女。贻累亲邻，不能安生”，！起市民“闭户罢市”的斗争。雍正四年(1726年)八月，住在杭州城里的地主，反对“摊丁入亩”，从而引起市民联合近郊农民，举行反对反摊丁入亩的联合斗争。在几天之内，示威罢市连续发生了六起。特别是乾隆十三年(1748年)，苏州“市井贩夫”顾尧年领导的反对封建官府和富商牙行囤积粮米，任意拾高米价的斗争最为突出。顾尧年“自缚衔刀”，挂上“为国为民非为已”的木牌，表现了英勇顽强、大公无私的精神。他们到处张贴无名揭帖，针对当时刮地皮有名的江苏巡抚安宁，发出了“禄山不去地无皮”的控诉。在顾尧年的带动下，苏州市民“随行者不下数万”。他们“拆毁公堂”，“抛砖掷瓦，挤毁辕门”，把封建官府打了个落花流水。 清统治者对江南市民的反抗斗争非常害怕，采用了种种手段，企图阻止和镇压。康熙年间，赵士麟任巡抚时，“署中多蓄闲人，四出侦访”，派遣便衣特务，分头 四出，监视市民的活动。汤斌当江苏巡抚时，特制定了 30 ==========第35页========== 《抚吴告谕》，禁止江南市民“结党歃血”，“一人有仇，则聚众同报；一人告状，则彼此扛帮”。乾隆年间，江苏巡抚陈宏谋，也制定了《风俗条约》，禁止江南市民“设约盟神，结成党羽，…创立党名，如小刀党、青龙党之类。”“生事打降”，“殴差抗官”。从统治阶级的这些措施中，可以看出新兴的市民阶级已经认识到集体力量的强大而组织起来进行战斗了。 另一种是工商业发展的江南一带城市中，手工业工人的罢工斗争。如果说，明末手工业工人群众，还仪仪停留在反对统治阶级阻挠工商业发展的话，到了清朝前期，手工业工人就进一步发展为反对作坊主、包头的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了。在这一点上，它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恩格斯指出：“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①从康熙初年开始，·一直到鸦片战争前的一百多年里，苏州、江宁、杭州、广州等地，不断爆发机匠、染踹匠、造纸匠等手工业工人的罢工斗争。这些罢工斗争，一般仍以经济斗争为主，即 ①飞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下同）第四卷，第247页。 31 ==========第36页========== 向机户、布商、包头等要求增加工资，反对克扣工钱和伙食费，反对无故解雇工人等的斗争。手工业工人的罢工斗争，是封建社会将要垮台时期的必然现象。封建社会内部，既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有了新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也就必然会产生新的阶级对抗的雏形，这是丝毫不足为奇的。 在这些罢工斗争中，手工业工人，也表现了自身在生产地位中所具有的初期特点一团结和有组织。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工人们所采取的只能是较低级的“踹匠会馆”、“聚众齐行”、“拜把结盟”、“结党”、“立会”等带有封建色彩的组织形式，但工人的罢工斗争，终究是严重地打击了统治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四月，苏州的一次踹匠罢工斗争，坚持达一年之久。统治阶级心有余悸地加以诬蔑说：“流棍之令一出，千百瑞匠景从，成群结队，抄打竞无虚日。以致包头畏避，各坊束手，莫敢有动工开踹者”。·· 在手工业工人罢工斗争中，机户、布商、包头等剥削者，虽然也和清统治者之间有诸如控制和反控制、限制和反限制的矛盾和斗争，但他们和封建势力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一定的联系，从而决定了在镇压工匠的罢工斗争中，他们又相互勾结串通一气了。 从清朝统治阶级来说，他们之所以支持机户、布 32 ==========第37页========== 商、包头等，残暴地镇压机匠、踹匠的罢工斗争，除了他们都是剥削者这一共同特性而外，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在清统治者看来，城市中最能动摇封建统治的危险力量，就是那些“子身赤汉，一无携带”，“单身乌合，不守本分”，数以万计的手工业工人了。 新兴市民阶层，是资本主义社会两个基本阶级—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前身。在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清代封建社会里，市民反封建的斗争（尽管它的力量还不十分强大)，正是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幼芽，向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作斗争的。所以，新兴市民阶层，具有强大生命力，市民反封建的斗争，有着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恩格斯说：“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① 伟大的作家曹雪芹，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特别是生长在那个有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江南地区。而且当他的家庭遭到打击逐渐败落之后，由于阶级地位和生活条件的变更，他又亲自接触过很 ①《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00 -501页。 33 ==========第38页========== 多象于叔度那样“废疾无告”的城市下层人物。①这些，对他不能不产生强烈的影响。《红楼梦》中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曲折的反映。 ①见吴恩裕：曹善芹的佚著和传记材料的发现》，1972年《文物》第二期。 34 ==========第39页========== 贾府的豪华生活是从那里来的 曹雪芹生长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濒临崩溃的前夕。这时，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芽，商品经济也已非常发展。封建统治阶级垂死挣扎，利用他们占有的生产资料，采用地租、商业资本和高利贷剥削等形式，愈加疯狂残酷地压榨劳动人民。使劳动产品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官僚地主的手里，造成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的极端贫困和破产。这些官僚地主们，用他们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膏血过着骄奢淫逸的寄生生活。特别是工商业繁盛的城市里，这些寄生虫们，更是纸醉金迷，穷奢极欲。如江宁的秦准河，苏州的虎丘山；扬州的平山堂，北京的前门外大栅栏，成了地主士大夫花天酒地的场所。这些寄生虫们，“画船箫鼓，殆无虚日”，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一个地主文人感慨地说：当前一般地主子弟，“鲜衣怒马，恒舞酣歌”，穿一件皮袍，“动至数十金”，吃一餐饭，“动至数金”。地主从劳动人民那里剥削来的粮食，十多石谷，“不足供一筵”， 一百多石谷，“不足供一衣”。 35 ==========第40页========== 曹雪芹在《红楼梦》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中，通过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特别是贾府这个“功名奕世，富贵流传，已历百年”的世袭贵族之家的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深刻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罪恶。皇帝南巡，贾家“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花的象淌海水似的”。荣国府的大小姐贾元春省亲，贾府耗费了大量金钱，大兴土木，修建了一个三里半长的“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连贾元春也叹息道：“太奢华靡费了”。为贾母庆祝一次 八十大寿，就花了几千两银子。主子们吃一次螃蟹，足够“庄家人过一年了”。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种社会崩渍腐化的现象。四大家族的骄奢淫逸，正说明他们已经处于“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的穷途末路了。 这些地主官僚—一包括《红楼梦》里的四大家族在内一的豪华生活是从那里来的？贾珍对乌庄头说：“不和你们要，找谁去”？这个“你们”，就是那些在庄头控制下，受贾府残酷剥削压迫的广大佃户。 荣、宁二府这个世袭贵族之家，霸占着无数的庄田，仅《红楼梦》五十三回一处，就提到宁府有“八九个庄子”，荣府的八处庄地，比宁府还“多着几倍”。在这些庄园里，剥削着成千上万的佃户，主子们过着“衣来伸 36 ==========第41页========== 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生活。 曹雪芹笔下的贾府，完全是清朝前期历史的真实写照。象荣、宁二府那样拥有大量土地，享有优厚特权的大贵族、大地主，在清初，可以说比比皆是。他们的土地是怎样来的？这应该从清初的跑马圈地谈起。 一六四四年四月，满族贵族统治者入关建立清王朝以后，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笼络一些有功的满汉贵族，除了给予他们种种特权外，曾先后三次下令圈占土地。先是在京畿（音鸡江。封建时代称国都附近的地方为京畿）附近，后来逐渐扩大到其他地区，共圈了土地近二十五万顷，占顺治初年全国总耕地面积五百余万顷的二十分之一。清统治者名义上是圈占什么明朝“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的土地，即所谓“无主荒地”，实际上，却是大量的民田被圈占。乾隆初年，直隶巡抚孙嘉淦就说过：“顺天、保定、永平、宣化、河间、天津等处，膏腴之地，多被旗圈。所剩之田，非山冈水洼，即沙碱瘠薄”。即使是圈占明朝藩王的庄田，也不是“无主荒地”。因为，以李自成为首的明末农民大起义已严重打击了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明朝亲王、勋戚、贵族、大官僚，他们霸占的大量土地被没收，实际上早已分给了无地少地的农民。 清统治者的圈地是非常野蛮的。就以北京附近而 37 ==========第42页========== 论，满族贵族统治者，身骑高头大马，手持军刀绳索，奔驰于京郊原野之上。这些凶神般的强盗，骑马绕场-一周，“圈一定，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离北京不远的宝坻县，全县原有六于八百多顷可耕土地，被圈占投充之后，只剩了五十七顷九十五亩，圈占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京郊的密云县，明末有二干七百三十多顷土地，顺治九年(1652年)以后，被圈占及投充的土地达二千一百五 十多顷，占全县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八以上。京津之间的安次县（原名东安县）经过顺治二、三两年的圈占和投充，全县“并无余剩地亩”。清统治者这种对农民土地的野蛮掠夺，曾使京畿方圆五百里以内，“父子流离，哭声满地”。劳动人民的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深仇大恨，京郊广大的贫下中农，在几百年后的今天，仍然记忆犹新，以此为教材，对青年一代进行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教育。 这样大片的土地被圈占后，清统治者按级分等，“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以及一部分降清的汉族官僚。因此，在清朝初年，上自王公、显贵，下至勋戚、功臣，都分到了大量土地，有的得田多至数百垧(音上sng。每垧约六亩)。顺治十三年(1656年)，仅在宣化一地就赏给耿仲明土地一百九十一顷。顺治十七年 38 ==========第43页========== (1660年)五月，又赏给吴二桂“壮丁二千人，每人地六日（即垧），部议每丁给地五日”。这样，在京畿附近，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贵族官僚地主集团，出现了一大批贵族官僚地主正庄园。曹氏家族就是这个贵族官僚地主集团的一员。曹寅自己说过：“予家受田，亦在宝坻之西”。据记载，宝坻、香河、通县一带，正是属于正白旗的圈地范围。 由于满族统治者在入关以前，尚处在比较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一即初期的农奴制阶段。原来落后的剥削方式，入关之后，在官庄旗地里，仍然原封不动的沿袭下来。因此在顺治年间，官庄旗地的劳动者，几乎都变成衣奴制时代的农奴了。这些农奴，·被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在凶恶的庄头监督下进行生产，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清初的法律上还规定：严禁农奴逃亡和“冒入民籍”，不准农奴子弟参加考试，为官作宦，政治上毫无权利。 旗主们对农奴的这种惨无人道的剥削和压迫，曾遭到广大农奴的激烈反抗。清初“逃人”问题的严重存在，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具体反映。 历史证明，文明较低的民族，当其长期居住在经济文化发展较高的民族地区内，在大多数场合下，不得不与该民族较高的经济情况相适应。清朝初年，在广大 39 ==========第44页========== 农奴坚决反抗下，在汉族地区较先进的生产关系影响下，从康熙年间开始，官庄旗地也逐渐改变了过去落后的生产方式，先后采用了租佃剥削形式。据记载，雍正、乾隆年间，“直隶，以近畿土地，皆为八旗勋藩所圈，民无恒产，赖租种旗地为生”。可见，这时租佃制在官庄旗地里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了。 这些地主官僚庄田，由最野蛮的农奴制，过渡到较先进的租佃制，在剥削关系上无疑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它仍然保留着落后的“庄头”制。所谓“庄头”制，是那些贵族官僚地主，终年居住在繁华的都市里，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把监督佃户生产，催收地租，摊派劳役等事宜，交给庄头管理。《红楼梦》里的乌进孝兄弟，就是替荣、宁二府“管庄”的庄头。庄头是贵族地主的家奴和鹰犬，是压迫剥削旗庄佃户的帮凶。庄头是世袭的，尤二姐的未婚夫张华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皇粮庄头”。庄头凭借主子的权势，也是纵恶恣行。有的庄头“强霸妇女，凌辱民人”，有的庄头从中贪污地租，多索少交，甚至今年索取明年租，佃户如有不交者，则夺田另佃。这些庄头就靠向佃户“预收”、“多索”地租，对佃户们进行双重剥削，从中渔利，过着“华衣鲜食”的二地主生活。 曹雪芹的先世，原是入关前入旗的汉人。跟随清 40 ==========第45页========== 统治者入关之后，成了皇室的亲信家奴内务府包衣。从康熙二年他曾祖父曹玺开始，一直到他祖父、父亲这三代中，代代相传，一直担任织造、盐政等要职达 六、七十年之久，真是炙手可热，红极一时。 曹家的鼎盛时期，系康熙一朝曹寅当织造的时代。此时曹家的财产情况，我们了解得很少。有人说曹家“世业盐官营造要职，积资巨万”。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曹寅病逝扬州，曹家日趋没落。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曹颓的奏折来看：曹家在北京有住房二所，前门外鲜鱼口有空房一所，通县有典地六百亩，张家湾有当铺一所、本银七干两，南方芜湖有田一百余亩，含山县有田二百余亩，扬州有旧房一所。这只是他家全部财产的一部分。据雍正初年江宁织造隋赫德的奏折，曹家被抄去的家产，共有住房十三处计四百八十三间，土地 八处共十九顷零六十七亩。其全部家产仍然不得而知。 清朝初年，除了类似曹家这样一些占有了大量土地的八旗贵族地主外，还有许多占有大量土地的汉族地主。明末农民大起义，狠狠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土地集中趋势有所缓和。但到康熙年间，土地集中又日趋严重。以上海附近土地占有情况为例，明末崇祯年间，最大的大地主，不过数千亩土地。到康熙初年，由于清统治者追收积年欠税，因而田价突贱。有钱的地主， 41 ==========第46页========== “乘机广收”，从而出现了一户达四、五万亩，甚至拥有更多土地的大地主了。长江以北，准河以南，有一个“户不下万余，丁不下三万”的小县，到康熙中期，也有“坐拥一县之田”、“安其食租衣税”的大地主了。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土地集中日趋严重。土地肥沃的长江流域，十分之七、八的土地，为少数地主占有，而古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完全没有或很少占有土地。据记载，当时全国十之五、六的田地都归富户所有，过去有田之人，现在都成为佃户了。 总之，在康、雍、乾时期，土地集中已成了普遍现象。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声势显赫的大地主。山西平阳有个大地主元某，号称“亢百万”。康熙某年，山西大旱，广大贫苦农民“人心惶恐”，亢某洋洋得意地对人说：“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方石”。乾隆年间，更是“海内殷富素丰之家，比户相望”。诸如泰兴地主季氏，宛平地主祝氏、查氏、盛氏，还有怀柔县“膏腴万顷”的郝氏等，“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音列è。同等）于王侯”。有一次，乾隆路经怀柔，住在郝氏家里，郝氏进奉“水陆珍错至百余品”。仅供给皇帝的侍臣、随从及赶车的拾轿的吃饭钱，一天就“费至十余万”。《红楼梦》第一百-一十三回，刘姥姥不是说过京郊也有“几干顷地，几百牲口，银子钱亦不少” 42 ==========第47页========== 的大地主吗？因此，早在顺治十四年，大官僚魏裔介就指出：“富者田连阡陌，或至百顷，或至千顷；贫者乃无立锥之地。富者日富，贫者日贫，贫者无田，代耕富者之田”的极瑞不合理的现象。所以他竭力主张“立限田之制”。乾隆八年(1743年)，前漕运总督顾琮，也旧议重提，建议皇帝实行“限田之法”。他认为“每户以三十顷为限”，这样就“贫富可均，贫民有益”。“限田”以三十顷为限，可见大大超过三十顷的大地主是大有人在的。这些，都反映了土地集中达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其实，魏裔介、顾琮等对地主阶级的限田主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是无法实行的。因为皇帝本人就是全国头号大地主，即使勉强被皇帝接受了，也必然是“限者自限，占者自占”。 封建地主阶级占有的大量土地是怎样来的？除上述那些贵族官僚地主，乃是清初圈占民田，皇帝“赐予”的而外，大多是通过高利贷这个残暴的手段兼并的。因此，清代前期的大官僚、大地主，大多兼营高利贷。 高利贷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资本形态，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前很早就存在着。但由于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更加发展，因而它在地主阶级进行土地兼并过程中，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高利贷者的剥削对象，主要是经济基础极不稳固的自耕农民。自耕农 43 ==========第48页========== 拥有少量土地，由于经济力量十·分薄弱，经不起封建统治者的剥夺和天灾人祸的袭击。恩格斯说：“快到收税的时候，高利贷者、富农一往往是同一公社的富裕农民一就跑出来，拿自己的现钱放债。农民无论如何需要钱用，所以只得无可奈何地接受高利贷者的条件。”①高利贷者，乘人之危，通过高利贷这个手段，轻而易举地使自耕小农破产，把大量土地据为已有。所以，土地集中的过程，必然伴随着自耕农民的分化和破产而日益严重。 康、雍、乾时期，高利贷者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特别活跃。曹雪芹的家庭，就是这样一个高利贷者。雍正六年(1728年)被抄家时，被家人揭发出放高利贷的本利银共三万二千余两。 高利贷在农村的活动是非常普遍和经常的。当时松江府一带的农村，地主高利贷者非常活跃，“富者出本，贫者出利”，夏天放出，冬天收回，“岁岁皆然”。乾隆初年，长江中游，有地数亩或数十亩的自耕农民，当青黄不接之时，封建官府追逼欠税，陷于“典当无物，借贷无门”的境地，只得“指苗为质，履亩计租”，来向地主高利贷者借贷。 ①《流亡者文献》，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19页。 44 ==========第49页========== 高利贷的利息之高是惊人的，有的几个月之间“利与本齐”；有的一年利息和本钱相等，利率百分之百；有的春天借米一石，冬天加倍偿还。广大自耕农民，在高利贷重利盘剥之下，不得不把快要成熟的麦地，贱价卖与凶恶的地主。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山西汾阳县闹灾荒，不少自耕小农，为了度过荒年，被迫手拿地契，送上地主大门，以不及平时十分之二的低价出售。有个叫张瑛的地主，乘机大肆收购，一年之中，兼并了一千多亩。当时各地地主，乘人之危，用贱价收买大量土地的事，是屡见不鲜的。 地主阶级掠夺了大量土地，依靠封建土地所有权，向佃户索取高额的实物地租。乌庄头向贾府送来的各种用粮一千余石，就是实物地租。马克思指出：“产品地租所达到的程度可以严重威胁劳动条件的再生产，生产资料本身的再生产，使生产的扩大或多或少成为不可能，并且迫使直接生产者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维特生存的生活资料。”①地主不但占有佃户的剩余劳动，而且还占有一部分必要劳动。康、雍、乾时期的实物地租，剥削率之高，剥削手段之残酷野蛮，都是空前的。如江宁一带，一家佃户耕种地主十亩水田，丰收之 ①《资本论》第三卷，第931页。 45 ==========第50页========== 年，收获不过三十余石，却要交给地主一半。浙江余姚“每年业六佃四分租”。河南汲县剥削率更高达百分之 八十以上。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① 佃户除了向地主交纳实物地租外，还要提供无偿的当差、打杂、浆洗、做饭、拾轿子等名目繁多的差役。如泰兴大地主季氏，每夜有六十个佃户给他家看家护院打更巡逻。崇明地主除收夏冬二季地租外，还要向佃户额外勒索轿钱、折饭、家人、杂费等。乌庄头向贾府交纳的地租单中的山珍海味，某庄头送来的“时鲜果品”、“菜蔬野味”等等，都是地租额以外的勒索。有些地区，佃户在向地主租地之前，还要预付押金、送礼等，否则不予租给。康熙年间，江苏崇明佃户向地主“览 .田”，“先以鸡鸭送业主”，已成通例。有个叫张三的佃户，向地主施某“揽田”，姓施的地主说：“此田不与张 三种”。张三碰了壁，回家把一只鸡拿来送给地主，施又对张三说：“不与张三却与谁？”张三问地主：“施相公如何顷刻间两样说话？”施某答曰：“方才这句话是无稽 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87页。 46 ==========第51页========== (鸡)之谈；此刻这句话，倒是见机（鸡）而作”。这个生动的故事，虽然出自封建文人之手，但它已把地主阶级榨取佃户的那种贪婪的丑态，描绘得淋漓尽致。至于地主对佃户的额外勒索，如大斗进小斗出，“虚田实租”，“逾限加成”，“夺田增租”等，花样翻新，无奇不有，实是述不胜述。 马克思说：“从产品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化，要以商业、城市工业、一般商品生产、从而货币流通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为前提”。①由于清代前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生活更加奢华，对货币的需求也更为迫切。对地主阶级来说，佃户交纳实物地租，然后再换成货币，倒不如向佃户直接收取货币来得更便当些。因此，在清代前期，在某些地区，已出现了货币地租。如康熙年间，广东新会县的一些乡村，多种蒲葵，“周回二十余里，为亩者六千有余。岁之租，每亩十四五两”。雍正 十一、二年间，湖南善化县，“上田一顷，售至千四百金。 二千金者。佃田则每亩一两至二两不等”。乾隆十年时。大学士果讷奏道：“业户置产，则有分收、包纳之殊；佃户偿租，则有交谷、交银之别”。到鸦片战争前夕，江南地区，已出现了“纳租收钱而不交米”的现象。 ①《资本论》第三卷，第898页。 47 ==========第52页========== 列宁指出：“货币地租是实物地租形式的简单变化。直接生产者向地主缴纳的不是产品，而是这些产品的价格。”①实物折银，实际上就是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过渡。从贾府的剥削形态来看，是两种地租形态并存。乌庄头的租单中，虽然仍以实物地租为主，但已经是按货币来计算剥削量了。如贾珍对乌庄头说：“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银子来”。至于乌庄头交来的卖粮食等的银子二千五百两，则是实物地租的折银。同时，在租单中提到的南、北山海名货，显然不可能都是田庄里所产，必定有大部分是从市场上购买来的。因此，对这部分实物，只能按其“价格”加以计算。我们认为，贾府的地租剥削中，有货币地租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 尽管在康、雍、乾时期实物地租是大量的主要的，货币地租是少量的次要的，所占的比重是微乎其微的，但货币地租的出现，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封建社会进入垮台时期的具体表现。随着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化，对劳动人民来说，并不意味着剥削的减轻，恰恰相反，而是负担的加重。因为佃户需要把实物折变货币，从而又多了一层中间剥削。有时实物一 ①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三卷，第15页。 48 ==========第53页========== 时卖不出去，还得借债交租，又要受到高利贷的剥削。总之，随着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没落，他们的生活就愈加奢侈淫糜，为了满足他们淫糜的生活，他们就愈加残酷地压榨农民。但这也就更加暴露了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的腐败和反动，也更加清楚地显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命运。 9 ==========第54页========== 为什么贾府收租那样难 有剥削有压迫，就有反剥削反压迫的阶级斗争。“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 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D 清代前期，地主阶级对芳动人民繁重的地租剥削，严重的人身隶属关系，曾引起广大农民的激烈反抗。在康、雍、乾、嘉四朝，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就有属于白莲教和天地会系统的二三百个秘密结社在酝酿着反对清王朝的斗争。其中范围较大，时间较长，影响较深的农民起义，计有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台湾朱一贵起义；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临清王伦起义；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林爽文起义；嘉庆年间白莲教大起义等。这些农民的秘密结社活动和农民起义，已经明确地提出“平仓”、“均粮”等反对封建剥削和压 ①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88页。 50 ==========第55页========== 迫的革命口号。这些农民起义，都严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者，推动了历史前进。《红楼梦》第一回，就谈到地主甄士隐破产后，夫妻二人要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①这就是当时阶级矛盾尖锐化，到处爆发农民起义的真实反映。 列宁指出：“‘地权’和‘平分土地’的思想，无非是为了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而斗争的农民力求平等的革命愿望的表现而已。”②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曹雪芹把各地纷纷爆发的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为“扇盗蜂起”、“扉窃狗偷”。但他所说的“抢田夺地”，绝不是指地主阶级的兼并土地，而是反映了封建社会垮台时期，劳动人民把要求上地的革命口号变为革命的行动。否则就不会有“官兵”进行“剿捕”了。 劳动人民的“抢田夺地”，是在封建秩序混乱、地主阶级的统治受到削弱的情况下发生的。据记载，顺治末年到康熙初年，浙江金华县城被农民军攻陷后，地主的田产多被夺回。有一个地主，“田共七十七石四斗，楼房九间，园地一片”，都被农民夺了回来。康熙二十 ①《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展本）。 包纪念赫尔岑》，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18一419页。 51 ==========第56页========== 五年(1686年)，清统治者刚集中全力平定了三藩之乱，浙南各地就爆发了农民起义，地主逃亡，田地荒芜，广大佃户“转佃转售，据为己业”。这种情况，持续了 五、六十年。乾隆年间，福建漳州府，亦有佃户夺田抗租的记载。有的地区，佃户除向地主交纳繁重的地租外，还要交纳大量的“粪土银”（或称永佃银），从而把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形成了一田二主或多主的现象。这时，佃户就把佃田私相受授，田主不得过问。年深日久，有的“佃户，遂据为己业”。 劳动人民的“抢田夺地”，不仅在甄士隐所在的租佃关系较发展的南方一带有，就是在京畿附近的官庄旗地里，也时有发生。例如，康熙年间，“八旗牧地，与民田相错。岁久，民多占牧为田”。雍正十二年(1734年)，因旗地“为数浩繁，片段错落”，旗主们也无法确知其土地数目，因而也有佃户因无业户收租，“乘机隐漏，认为己业者”。乾隆年间，由于贵族地主身居京城，与庄园相隔甚远，派人收租不便，久而久之，遂为佃户夺去。嘉庆时，有个叫安其的佃户，租种某公主府的土地，也抗不交租，并将地亩夺归己有。 毛主席说：“剥制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杜会也好，封建杜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着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 52 ==========第57页========== 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①因此，抗租斗争，并不是从封建社会初期租佃关系一出现就有的阶级斗争形式，而是租佃关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在我国明朝以前的封建社会历史上，不曾发现或很少发现过。最早见于历史记载的群众性的抗租斗争，是明正统年间，福建沙县佃农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到清代前期，当农民起义被镇压，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佃农的抗租斗争就成为最经常最普遍的形式。 清朝初年，满族贵族统治者，用圈地的办法，把京畿附近的劳动人民，变为“衣食仰给于主人”的农奴，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当然谈不上什么抗租。后来，官庄旗地由农奴制改变为租佃制，佃户的身份也出现了某些变化。于是各种形式的抗租斗争，经发展成为当时阶级斗争中非常突出的一个方面。自此以后，大大小小的抗租斗争，此起彼伏地陆续有所发生。 虽然曹雪芹不怎么了解农村，但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一《红楼梦》，对康、雍、乾时期的佃农抗租斗 ①《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308页。 53 ==========第58页========== 争，是有所反映的。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首先反映了官庄旗地里佃户]的抗租斗争。《红楼梦》第七十五回，王夫人说：“这一二年旱涝不定，庄上的米都不能按数交的”。第 一○六回，当贾改发现“东省地租，近年所交不及祖上 一半”时，急得跺脚大叫：“这还了得！”这些，都反映了京畿旗地佃户们的抗租斗争。 旗地佃户的抗租斗争，最普遍地、大量地采用了“拖欠”地租或“抛荒逃亡”的方式。据乾隆年间记载：“佃种旗地之户，家本贫寒。收成丰稔（音忍。庄稼成熟），尚可按期完纳；一遇水旱不齐，动致拖欠不清。而地亩盐碱抛荒，佃户逃亡，亦所时有”。同一时期，直隶巡抚方观承在《劝旗丁恤佃》告示中说：佃户“藉灾抗租，以轻报重”。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这一年，直隶一省就有交河、沧州、南皮等十一州县“拖欠旗租”。还有的佃户向旗主交租银时，用“银色低潮”者交纳。更有所谓“滑佃”，“任意鲸吞，并不纳租。殆阅年既久，拖欠逾多”。这些事实，说明了旗地的抗租斗争的普遍和尖锐。 京畿一带，因“拨补”而引起的抗租，也是层出不穷。如冀东滦州、乐亭的一些汉族地主的土地被圈占之后，就以几百里以外的抚宁、临榆（山海关）的土地来 54 ==========第59页========== 补偿。因路途遥远，地主只好就地出租。佃户们“倚侍隔远，抗租不交”，搞得一些地主，空赔赋粮，毫无办法。怀柔县汉族地主的土地被圈占之后，“所拨之地，距怀甚远，怀民（指汉族地主）既不能赴地耕种，势必召佃取租，以完本邑之赋。每年秋收后，地主至彼收租，彼处奸佃，辄指欠不给”。结果是“徒有拨补之名，反受赔粮之累”。安州生员、地主宋学曾非常狡猾，异想天开地想把在深州的拨补地卖给当地人民，但深州佃户“不买，又且租不清交”。双方打了十年官司，也没有解决。尽管清统治者采取责成“拨出”县份地方官代为“就租扣粮”的办法，并以此作为官吏升降的标准，结果还是不能解决，各地的拨补抗租案件，仍然继续发生，天长日久，积案如山。 清代前期，曾爆发过几次规模较大的旗地佃户的抗租斗争。这都是在庄头、旗主蛮横无理，广大佃户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发生的。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宣化府城内群众的抗租就是一例。宣化城内本来就有不少空闲屋基，有些被群众开垦为菜圃，以供应城内居民食菜的需要。按清政府规定，城内民房屋基是不收租的。旗人衡庄头，在户部包衣的支持下，率领一大批家丁“下人”，强行丈量，企图收租。“郡民恐失生计，老幼嚎哭拥道”。盛怒的群众，奋起斗争，把衡庄头打得 55 ==========第60页========== 抱头窜。康熙末年，在靠近清朝西陵的浃水县，也发生了一次群众性的反对“增租易佃”的斗争。旗主毕里克，率领家人拜唐阿等几十人，到涞水县“擅居民舍”、无故“增租易佃”，并无理殴辱佃户万廷荷，引起佃户们的强烈反抗。佃户们拿起柳木棒，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赶跑了狗腿子，痛打了毕里克。 汉族地区的抗租斗争，比京畿地区更加激烈，所采取的斗争形式，也更加复杂。 交坏谷不交好谷。这是汉族地区抗租斗争最初级最普遍的斗争形式。康熙年间，浙江嘉兴、湖州一带，佃户经常把好谷以高价巢（音跳tiao。卖粮）出，用碎谷向地主交租。江西新城佃户，交租的稻谷，带有二寸多长的谷芒，“每四石不及一石”。江苏淮安府山阳县，“每逢秋成”，佃户先将好谷收藏起来归自己所有，用瘪谷拌土向地主交租。福建邵武县佃户给地主交租时掺水。这种交坏不交好，交租掺假的抗租形式，往往是分散、孤立地进行的，因而也经常遭到地主阶级的镇压而达不到目的。 拖欠地租。这是前一种抗租斗争形式的继续和发展。佃户拖欠地租，有各种不同情况：一是“荒年欠租”。每当水旱灾荒之年，佃户们辛勤劳动了一年，所收无几，交不上地租，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如康熙三十 56 ==========第61页========== 四年(1695年)，浙江西北地区洪水成灾，嘉兴府各县佃户每亩只能向地主交租二、三斗。乾隆初年，江阴“水旱不登”，佃户们抗租，“连村累市，比户成风”。二是“丰年抗欠”。康熙时，江苏嘉定佃户，“无论荒熟，总归拖欠”。乾隆间，山东佃户，“丰收之岁，尚不免凌其田主，抗负租息”。福建古田佃户，“有一年欠租，约以 二年，二年欠租，约以三年。积日累月，租多难偿”。在封建社会里，种田交租，被地主阶级视为“千古不易之成规”，是不准违抗的。“丰年抗欠”，说明佃户们是针对封建地主阶级最主要的剥削形态进行有意识的反抗斗争。 不管是“荒年欠租”，还是“丰年抗欠”，地主阶级并不那样“仁慈”。那些为富不仁的地主，每当秋收之后，不论丰年荒岁，差遣狗腿子分头四出，如狼似虎，向佃户逼租讨债。一日佃户交不上地租，就“举其室中所有，搜攫一空。甚而掀瓦掇门，拴妻缚子”，以至将佃户捆绑起来，私设公堂，严刑拷打。有时由于地主慑于佃户的压力，抗租斗争也能取得某些暂时的胜利。结党抗租。这是抗租斗争由单个的自发斗争，发展到群众性抗租斗争的形式。佃户的抗租斗争，总是要遭到地主阶级及其政权的残酷镇压和严厉制裁的。佃户们在反镇压的斗争中，日益感到组织起来对于抗 57 ==========第62页========== 租斗争取得某些胜利的重要意义。因此，结党抗租，是抗租斗争形式的更高发展。如清初苏州佃户，时常借演戏的机会，“诅盟歃结，以抗田主”。乾隆年间，嘉兴佃户“连圩结甲，私议纳数”，有的用演戏来表决心，有的立字据“以为信约”。 江苏崇明佃户结党抗租尤为激烈，从雍正初年，一直到乾隆中期不断发生。雍正八年(1730年)，崇明花沙、河梢等地佃户，反对额外勒索的斗争，曾迫使知县祖秉震“禁革立碑”。不久，又在朱锁、夏君钦等领导之下，开展了抗交夏季麦租的斗争。佃户们用“匿名帖”，来揭发地主施大受与总兵施廷专相互勾结，依势向佃户勒索地租的严重罪行。当地方官出兵镇压时，佃户]“聚集喧哗”，殴打捕人的“巡检”，并争取到新开河镇铺户商人闭门罢市的同情和支持，声势十分浩大，斗争特别激烈。乾隆六年(1741年)，崇明佃户的抗租斗争，又锨起了新的高潮。他们乘知县不在的机会，团结起来，逼迫县丞“出示减租”。与此同时，崇明其他地区佃户，也在开展“结党鼓众，不许还租”的斗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再次爆发了以姚八等为首的群众性抗租斗争，狠狠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 福建汀州府的佃户，有着抗租斗争的传统。早在58 ==========第63页========== 清朝初年，宁化县留猪坑一带，就发生过黄通领导的反对额外勒索的斗争。在黄通倡议下，成立了佃农组织“长关会”（亦名长关党），设立“千总”名号，有佃兵千人。佃户们在黄通指挥下，曾攻下了宁化县城，并夺了“词讼”大权，严重地破坏了封建统治的秩序。这次群众性的抗租斗争，前后坚持达十年之久。在“长关会”的影响下，乾隆十一年(1746年)，在罗日光、罗日照领导下，上杭县也开展了激烈的抗租斗争。先是清朝改府下令“蠲（管捐uan。兔除）免”地主应交钱粮，据此，佃户们也向地主提出：“将所纳业户田租，四六均分”。佃户们的这一合理要求竟遭到拒绝，佃户们的革命行动掺遭镇压。革命群众拿起武器，狠狠地惩罚了地主。封建官衙派兵镇压，罗日光等“聚众拒捕”，但由于众寡不敌，群众性的抗租斗争终于被镇压下去。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江西兴国县衣锦乡佃户李鼎二，领导福建、广东“流寓”到兴国当佃户的群众，开展了反对地主“夺田另佃”，争取永佃权的斗争。在李鼎三领导下，成立了佃农“会馆”，率领几于名佃户，“赴县门，挟长官”。他们每到秋收后，由佃户们自已规定，只向地主交纳原地租额的七成或八成。假使地主胆敢按原额收租，即“号召多人，碎人（地主）屋宇”，并将地租没收归佃户会馆所有。这次抗租斗争，一直坚 59 ==========第64页========== 持到雍正四、五年间。 佃户们的抗租斗争，随着佃户们的觉悟程度，由交环谷到拖欠不交，再发展到结党抗租，反映着抗租斗争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这三种斗争形式，由低级到高级，一波压倒一波，一浪胜似一浪。由结党抗租再进 一步发展到武装抗租，那已经是农民起义了。 清代前期的抗租斗争，正是处在明末农民大起义和嘉庆年间川楚陕三省白莲教大起义两次农民革命高潮之间，革命处于低潮时期阶级斗争的一种普遍形式。从抗租斗争爆发的地区看，江、浙、闽、赣以及京畿 一带的旗地，斗争最为激烈普遍，此外还遍布粤、桂、楚、湘、鲁、豫等省，包括了我国绝大部分地区。从参加抗租斗争的群众的民族成分来说，租佃关系最发展的汉族佃农，成为抗租斗争的主力军；同时，满、僮、瑶、苗、回、蒙等兄弟民族中的劳动人民，也参加了抗租斗争。从爆发抗租斗争的时间和次数来讲，也是彼伏此起，连续不断的发生的。 马克思指出：“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①地主阶级之所以能剥制广大农民的劳动果实，向佃户收地租，就是依靠封建土地所有权赖以 ①资本论》第三卷，第714页， 60 二 ==========第65页========== 实现的。而佃户的抗租斗争（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实质上是对封建土地所有权的一种否定，尽管不是直接的否定。清代前期的抗租斗争，是明末农民大起义提出的“均田免赋”这一革命口号，在清代前期具体历史 1 条件下所能采取的一种阶级斗争的形式，因此，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三 61 ==========第66页========== 大观园内外不平静 《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极不合理的奴婢制度，以及奴婢们的反抗斗争。这是当时阶级斗争的一个侧面。 列宁指出：“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①清代前期的奴婢制度，是奴隶制残余在封建社会的表现。封建社会的奴婢是作为附属物而存在的，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不同于在奴隶制度下呻吟着的奴隶。从人身依附关系来看，倒类似中世纪的农奴。 封建地主阶级蓄奴养婢，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存在着。到明清时代，并没有因封建社会进入末期而有丝毫减轻。恰恰相反，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为了生活上的享受，养奴之风有增无已。特别是清代前期，由于满族统治者在入关之前，尚处在社会发展较落后的阶段，所以，奴隶制残存，与明朝相比有过之而 ①《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56页。 62 ==========第67页========== 无不及。 就满汉贵族地主蓄养家内奴婢来看，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在康熙年间，到地方上做总督、巡抚的所谓“外任官员”，其所带奴婢，“有多至数百人，甚且至千余人”者，而且“在籍”的奴婢还不算数。因此，到康熙四 十一年(1702年)，监察御史刘子章，极力主张“督抚止带五十人，藩臬（音聂。明清时期称提荆按案司为桌司，俗称桌台)四十人，道府三十人，州县十五人”。但这种限制并不起作用，到乾隆年间，州县官所带的奴婢，多者已达数百人。雍正时，大将军年羹尧，仅在北京的一处住所，就有奴婢二百二十五人。雍正六年，曹雪芹的家被抄时，在南京一地，全家“大小男女共一百十四口”，可以肯定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奴婢。至于曹家在扬州、北京还有多少佣人，那就不得而知了。乾隆末年，内阁大学士、大贪污犯和珅，更是奢侈腐化，在他家宅内“供厮役者，竟有干余名之多”。至于《红楼梦》中的贾府，二十多个主子，奴役着三百来个奴婢，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一些汉族大官僚地主，蓄养奴婢之多也是惊人的。湖北麻城县梅、刘、田、李四大“强宗右族”，“家僮不下三四千人”。雍正年间，山西泽州地方的“大家世族，往往收录仆从，出入如云”。可见，在当时，大观园里的奴婢并不是最多的，比他家多的还大有人在。 63 ==========第68页========== 连一般的中小地主，也都役使着多少不等的奴婢。乾隆时，方苞就指出，江宁一带，“中家以上”，都“坐役仆妇及婢女数人，少者亦一二人”。 清代前期奴婢的主要来源，是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因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或遭受天灾人祸，无法生活，不得不把自己的亲生骨肉，卖与地主家为奴。据记载，雍正十年(1732年)，江苏嘉定县“奇灾”，有大批农民将子女卖身为奴。奴婢的身价十分低贱。雍正年间，山东大饥，“鬻（膏育。卖）子女者，值仅数百钱”。宝玉身边的丫头花袭人，就是因父母无饭吃，贾府用几两银子买来的。乾隆二十二年(1758年)，河南夏邑等四县水灾严重，有人“于彼处收买童男二人”，用钱仅四五百文。清代的诗人岳鸿振，在《鬻女谣》中悲愤地写道：“富家卖米贵如珠，贫家鬻女贱如土。米价日增女价贱，鬻女救得几时苦。道逢债主急索钱，归来依旧空腰缠。余钱入市换升斗，煮米作粥且糊口”。这是多么悲惨的情景啊！那些被用贱价买去的劳苦人民的子女，大多数被转卖给官僚地主阶级为奴。 、奴仆的另一来源，就是犯罪官僚的家口。有的被 赏赐给“披甲人为奴”，也有的拿到市场上出卖。雍正元年(1723年)苏州织造李煦被抄家后，其家属及家仆等男女共二百余口，在苏州变卖。卖了一年，因“南省64 ==========第69页========== 人民均知为旗人，无人敢买”。后来弄到北京“交崇文门监督五十一等变价”出售。 由于地主官僚之家需要大量的奴婢，于是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北京这个官僚地主阶级集聚的城市里出现了“人市”。据记载，北京顺承门（今宣武门）大街，就是买卖奴婢的市场之一。“旗下妇女欲售者丛焉，牙人或引至其家递阅”。康熙年间，北京东便门外和广渠门外，都有奴婢市场。乾隆年间，有个叫王二的人，在北京买了五十多个“幼孩”，到关外转卖给官僚地主为奴。这种专门搞人口买卖的人，《红楼梦》里称“牙子”，或称“经纪”，也就是一种“人贩子”。有的人贩子，单拐幼女，养至十二三岁，带到外地转卖。甄士隐的女儿英莲的悲惨遭遇正是这样。 奴婢的买卖，大都经过买、卖、牙人等三方签字画押，立有契约作为凭据，称为“契买”。雍正五年(1727年)记载：“绅衿（音今i如。绅衿，旧时泛指地方绅士）之家，典买奴仆，有文契可考”。契约经过官府盖章许可的称为“红契”，“卖身并不报官存案”者，谓之“白契”。不管红契还是白契，一概都是“死契”。清政府规定：“奴婢一经契买，则终身服役”，不能随意“赎身”。《红楼梦》第十九回，袭人的母亲、哥哥要她“赎身”时，曾谈到“卖倒的死契”，“自然必不出来的了”，就是这个 65 ==========第70页========== 缘故。因此，我们决不能把主奴的“契买”关系，当作资本主义的所谓“自由”的“契约关系”。这种“契买”，恰恰是束缚奴婢人身自由的一条铁锁链。 奴婢对主人的人身依附关系十分严重。一经卖身为奴，“主仆之分一定，则终身不能更易”。主人可以象物件一样把自己的奴婢赠人。雍正时，苏州织造李煦，就是因赠给阿其那侍婢而被牵连下狱的。《红楼梦》里的晴雯，也是被贾府的管家赖大买来使唤，后来贾母见了喜欢，又被赖嬷嬷转赠给了老主子的。奴婢的婚姻是不能自主的，“婚配俱由主家”。乾隆年间，江西饶州、赣州的地主，因为“婢女自幼购养，及其长成，利于指使熟习，遂至指留不嫁”，有的甚至有“至老不得配偶者”。《红楼梦》中，李嬷嬷骂袭人：“你不过是几两银子买了来的小丫头子罢咧！…好不好的，拉出去配 一个小子”。奴婢配小子，生了孩子，“俱系家奴，永远服役”。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奴产子”，亦即《红楼梦》里的“家生子儿”。“家生子儿”的身份，比“契买”的奴婢更为低下，永远不能“赎身”。当宝玉听说袭人要“赎身”时，问她“为什么赎你呢？”袭人道：“这话奇了。我又比不得是这里的家生子儿”。 主人对待奴婢是非常野蛮、残暴的，奴婢稍有“过失”，非打即骂，甚至处死。山东有一家地主，“兄弟 66 ==========第71页========== 外争，妻妾内辽，一门各分朋党，俨若寇仇”。老地主硬是把家庭不和的责任推到奴婢身上，立即将十多个奴婢逐出家门。那些八旗贵族地主，对待奴婢更加残暴。乾隆时，某驸马“尝淫其婢”，不从，就“裸置雪中”，活活冻死。被他残害而死的奴婢不计其数。奴婢们受不了主子的虐待，自尽者甚多。康熙初年，大司寇朱之弼透露：“八旗仆婢，每岁报部自尽者不下二干人”。没有报部的恐怕还不止此数。乾隆六年(1741年)，大学士福敏之孙福海，不但无故打死了已经赎身的奴仆常德，并残酷地把他的尸体“支解烧埋”，连乾隆也骂他“出于天理人情之外”。更加惨绝人寰的是，在康熙年间，竞有“八旗包衣佐领下奴仆随主殉葬”的事件。 《红楼梦》里虐待奴婢的事也很多。贾琏私通鲍二家的，凤姐抓着一个替贾琏“放风”的丫头扬手两巴掌，“登时小丫头子两腮紫胀起来”。凤姐“拔下一根簪子来，向那丫头嘴上乱戳”，还吵着要烧红烙铁来烙嘴，拿刀子来割肉。只这一次，凤姐就一连打了儿个丫头。宝玉戏笑金圳，金钏不过顺着宝玉的话说了两句，却被素以“慈善人”面孔出现的王夫人，连打带骂，并把金钏撵出贾府，逼得她投井而死。因为一个绣春囊，赶走了 五六个丫头，并将病得“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的晴雯樺出了大观园去，致使她含恨身亡。象这样血泪斑斑 67 ==========第72页========== 的任意迫害奴婢的事实，在万恶的封建社会里，是罄竹难书的。 牛马般的生活，敲骨吸髓般的压榨，引起了奴隶们不断的反抗。早在明清之际，在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影响之下，全国各地相继爆发了奴仆的暴动。如顺治元年(1644年)，江南的上海、昆山、宝山、金坛、溧阳等地，奴仆们向地主“索鬻身契”的斗争；顺治二年(1645年)，安徽黟（音伊i)县、休宁、祁门，歙（音设h)县一带，奴仆们“反名分”的斗争；顺治八年(1651年)，湖北麻城、罗田、黄安等地，奴仆要求赎身权利的斗争，顺治初年，江西吉安等地奴仆要求“等贵贱，均贫富”的斗争。这些奴仆的暴动，都配合了农民起义，给予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致使康熙年间，江南一带“各富室不敢蓄奴”，徽州地区地主“不敢自言为衣冠之族”。随着清朝统治的相对稳定，象清初那样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奴仆暴动是不多见了，但是，奴仆们的反抗并没有停止，各地各种各样形式的反抗斗争，仍在不断地进行着。 奴仆们的反抗斗争，最普遍的形式是消极怠工和大批逃亡。乾隆年间，有个地主文人，把奴仆的消极怠工，比作“算盘珠”一不推不动，“佛顶珠”一推而不动。雍正六年（1728年)，旗人奴仆由于不堪忍受贵 68 三 ==========第73页========== 族统治者的虐待，仅北京一地，一年之内，奴仆逃跑者多至四五干人。有的奴仆“傲慢顽梗，不遵约束”，如果主人稍加斥责，“则轻去其主”。有的“背主逃匿”，有的对主人“私行讪谤”。尽管主子们对奴仆严加约束，但斗争的火焰越燃越烈。康熙初年，浙江嘉兴、湖州等地的“投献群奴”，群起反抗缙绅之家的剥削与压迫，并与台湾郑氏海上部队联合起来，共同“劫制其主”。康熙 三十七年(1698年)，苏州乡宦陆经远，虐待家仆孙贵，逼迫孙贵“自缢身死”。孙贵之子孙云等，邀集家仆陆君瑞、李小三、徐斌、许来池、梅志德、主胡子等多人，去陆家“打闹”，路上恰好碰上了陆经远，他们把这家伙捉住，“沿街殴辱”，并把他家的衣饰等物，一抢而光。雍正元年（1723年)，宝坻县满族贵族的庄头焦国栋，任意强奸奴仆的妻女，打死奴仆五六人，奴仆们怒火万丈，将焦国栋捆绑在厅堂上，狠狠地打了一顿。乾隆年间，淅江有个住在苏州的豪绅地主“寓吴门”，对待奴仆极其残忍。奴仆“稍有不遂”，就用鞭子抽打，“或以烙铁烫其胸，或以绣针刺其背，或以剪刀剪其舌，或以木枷枷其颈”，甚而“以青石一大块凿穿，将铁链锁其足于石上，又使之扫地”。他的残暴引起邻居们的愤怒，大家冲进这个豪绅家里，打的打，砸的砸，把他家砸了个稀巴烂。 四 69 ==========第74页========== 大观园里的奴婢反抗斗争，给我们提供了比史书更加生动、更加形象、更加具体的阶级斗争史料。 晴雯的身世非常悲惨，没人知道她父母姓甚名谁。她十岁上被人卖给贾府的管家赖大家的当丫头，后来被贾母看中，就转送给了这位老主子。她“性情爽利，口角锋芒”，是一个“身为下贱”，“心比天高”的女奴。她不畏强暴，敢于反抗，丝毫没有奴颜媚骨。当她失手跌折了扇骨子，宝玉摆出一付主子的架势来骂她时，她冷笑道：“二爷近来气大的很，行动就给脸子瞧”。“跌了扇子，也算不的什么大事”。“嫌我们就打发了我们，再挑好的使。好离好散的倒不好？”象一盆冷水向这位“宝 二爷”头上浇了下去。最突出地表现在她对待“抄检大观园”的事件上。王夫人因绣春囊事件，派凤姐和王善保家的去抄检大观园，当搜检到晴雯头上的时候，正病倒在床上的晴雯满腔怒火，“挽着头发闯进来，‘豁啷’ 一声，将箱子锨开，两手提着底子，往地下一倒，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来”。并当着王熙凤的面，指着王善保家的大骂：“你说你是太太打发来的，我还是老太太打发来的呢！”对王夫人及其帮凶发出了威严的挑战。后来，虽然王夫人下了毒手，亲自出面把身患重病的晴雯拉下床来，撵出了大观园，但她一直到死，都没有半句向主子们求情讨饶的话。临死之前还对宝玉控诉说： 70 ==========第75页========== “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我虽生得比别人好些，并没有私情勾引你，怎么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这是她最后向王夫人这个剑子手发出的愤慨的抗议！在这个女奴身上充分表现了劳动人民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 鸳鸯是一个心地纯朴的女奴。她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奴的家庭，是一个在奴隶中又更为低下的“家生子儿”。但在这个女奴身上，却有着一付宁死不屈的硬骨头精神。当老色鬼贾赦想霸占她为妾，封建统治的暴力向她袭来时，她毫不畏惧，拚死抵抗。她斩钉截铁地宣称：就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从命！”她戳穿她嫂子想把她送到“火坑”，不过是“羡慕人家的丫头做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她横行霸道”。她蔑视那种“主子”的“体面”和“尊贵”，连“天王”、“皇帝” 一概蔑视。她要的是一个奴隶的不可玷污的人格！她敢于向封建的等级制度挑战，提出了“家生女儿怎么样？”最后以“死”维护了奴隶的尊严，控诉了封建社会的罪恶。 此外，如司棋和潘又安争取婚姻自主双双自尽芳官、藕官等群起围攻赵姨娘，龄官敢于反抗主子甚至元春的奴役和驱使，执意不唱自己不乐意唱的戏；以及芳 71 ==========第76页========== 官、蕊官、藕宫为了跳出贾府的牢笼去当了尼姑，等等，都是发生在大观园内的奴隶们反压迫、争解放的典型。《红楼梦》第五十九回，平儿对袭人说：“但只听见各屋里大小人等都作起反来了，一处不了又一处”，“这三四日的功夫，一共大小出了八九件呢”。难怪四大家族的统治者们，发出了“‘扫帚颠倒竖’，—一也没主子，也没奴才，…都是混帐世界”的悲鸣了。 经过奴婢们的反抗斗争，家内奴隶的身份，到雍、乾时期，在法律上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如雍正二年（1724年)，规定主人不得随意打死奴婢，违者分三等定以罚俸、降革、鞭责的处分。雍正五年(1727年)，又下令将徽州、宁国二府的“伴档”、“世仆”，“开豁为良”，又分别将陕西之“教坊”、山西之“乐户”、常熟之“丐户”、浙江之“惰民”等，先后“除其贱籍”。乾隆四年(1739年)，江南嘉定县也重申：凡雍正五年(1727年)以前的白契奴婢，都可以“赎身”；雍正五年以后，不管是“红契”还是“白契”，都“应听其赎身”；在主家生育之子孙，赎身后“始准带出为良”，不在主家生育者，“本应开放从良”。 清统治者的这些规定，并没有全部兑现，有的不过是纸上谈兵。鲁迅在驳斥俞正燮吹捧雍正“解放惰民”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绍兴的惰民，直到民国革命之 72 ==========第77页========== 初，他们还是不与良民通婚，去给大户服役”，①即便奴婢身份在法律上有某些微小变化，也不是统治阶级的“恩赐”，而是奴婢们反抗斗争的结果。清统治者的出发点，决不是为了取消奴婢制度，其目的只不过是暂时缓和一下奴婢们的反抗，进一步加强对奴婢的蹂躏和榨取。 ①《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第 六卷，第183页。 73 ==========第78页========== 四大家族兴衰的背后 在《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政治历史小说中，作者用很大的篇幅，揭露了贾府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 在这个表面上“庄严肃穆”、“长幼有序”的封建家庭内，并不是风平浪静、“和睦”相处的。就在那二十多个主子中，父子、母女、婆媳、兄弟、夫妻、嫡庶等之间，围绕着“权”和“钱”这个轴心，进行着极其尖锐复杂的明争暗斗。正如探春所说：“一个个不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曹雪芹对贾府内部矛盾的揭露，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而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典型概括。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 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斗争，归根结底是为了争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的权利而进行的。为了获得这个权力，为了不断扩大剥削范围，在统治阶级内部，相互之间的争夺就必不可免，而且越临近死亡，争夺越激烈，使用的手段也更加阴险和毒辣。 74 ==========第79页========== 清朝从开始建立起，统治阶级内部就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在满族贵族各集团之间，满汉地主集团之间，汉族地主各派系之间，为了争权夺利，相互攻击排挤，尔虞我诈的斗争，一场紧接一场，连续不断。“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正是对这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形象的描述。从康熙年间起，经过雍正，一直影响到乾隆年间的“雍正夺位”事件，就是在最高统治层中比较突出，时间较长，范围较广的一次皇位争夺战。这次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和曹雪芹的家庭有密切的关连，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康熙一朝长达六十一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统治最长的一个皇帝。他的儿子很多，早死的不算，排了行的就有二十四个。早在康熙十四年(1675年)就决定皇二子允礽（香仍g)为皇位的继承人，立为皇太子。但是，对这个“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皇帝宝座有野心的其他皇子，并不甘心。因此，兄弟间一场争夺皇位的斗争展开了。为了战胜对方，他们都在自己的周围搜罗一些心腹臣僚，结成死党，勾心斗角，倾轧排挤。当时野心勃勃，势力最大的有皇长子允禔（膏支h)集团、皇四子允祺（即后来夺得皇位的雍正）集团和皇八子允禩（音似s)集团（后来允禔集团并于其中），其他皇子有的依附这个，有的支持那个，几乎都卷了进去。 75 ==========第80页========== 各皇子集团形成后，相互间当然有不少矛盾斗争。但开始时，他们的主要目标，都集中在已立为太子的允礽身上。攻击的方法和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从散布流言蜚语、造谣中伤，一直到阴谋暗害，无所不用其极。特别是皇长子允禔，竟采用了封建迷信的方法，主使喇嘛巴汉格隆厌胜（厌胜，就是《红楼梦》中讲的“厌魔法”)太子允礽。这种封建迷信的手段，当然不会产生什么结果。但是，这一类事实却充分说明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尖锐复杂和不择手段。 立为皇太子的允礽，为了保住自己既得的地位，也网罗了一批心腹，结成党羽。一方面，依恃自己是法定皇位继承人的有利地位，与各皇子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恨不得把所有的兄弟都除掉。另一方面，为了早日登上皇帝的宝座，甚至还企图暗害自己的亲生父亲 一康熙。 面对这种情况，康熙十分恼火。他在皇太子允礽的问题上，废了又立，立了又废，搞了几个反复，就是想避免或减少各皇子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是避免不了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允礽最终被废后，矛盾逐渐集中到皇四子允祺和皇八子允禩两大集团之间。允禎是 一个“喜怒不定”，极端阴险狡诈，专搞阴谋诡计的野心 76 ==========第81页========== 家。他经常表白自己“并无希望大位之心”，“不特不与人结仇，亦不与人结党”，“中立不倚，断无杀戮之事”。而背后却勾结年羹尧、隆科多、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等巡抚、总督、提督等，为战胜对方，夺取政权做准备。他在康熙面前毕恭毕敬，小心谨慎，殷勤恳切，显得颇为体贴父意，从而骗得了“诚孝”、“伟人”之美名。 经过长期的明争暗斗，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正当康熙生病之际，允禎终于下毒手，把他父亲暗害了。并且急不可待地在当夜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清朝的第三代皇帝一雍正。为了掩饰自已的种种罪行，雍正对很多官方文件进行了删改和销毁，并下令各省督、抚：“留心访察，不得容伊等将朕当年藩邸之旧迹私记存留，违者重治其罪”。但是，历史事实是掩盖不住也抹煞不了的。 随着雍正的即位，整个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动。掌握了大权的雍正，为了巩固已攫取到手的最高权力，为了彻底从政治上，乃至肉体上消灭自己的对手，对和他争夺最激烈的同父异母兄弟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糖（音唐t如g)，分别加上侮辱性的名字：“阿其那”和“塞思黑”（满语，意即“狗”和“猪”），先是监禁起来，随后加以杀害。对同母弟皇十四子允概（音题）等，也没有轻易放过，根据敌对的程度，和对皇位的威胁的大 77 ==========第82页========== 小，分别给予不同的处置。其中对允裸、允槽的党羽，更是穷根究底，只要有一点嫌疑，有一点牵连，就要遭到死刑、流放、监禁、抄家、革职等处置。曹雪芹的家庭及其一些亲属，就是在这时遭受到打击的。 被康熙一手扶植起来的大家族，曹雪芹的祖舅 一一苏州织造李煦，到康熙死的第二年即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因贪污亏空两准盐纲银三十八万两而首先被撤职抄家。雍正五年(1727年)二月，又查出他献给允禩五个女婢事，几乎被处斩。后被流放到“打牲乌拉”，①被冻饿折磨至死。曹家的另一至亲一杭州织造孙文成，早在雍正三年，就被暗地派人监视，但没有抓到把柄。最后以“年已老迈”为借口，被清洗了。 雍正二年(1724年)，曹颗《恭请圣安》的折子上，雍正就警告他“坏联声名，朕就要重重处分”。雍正五年，两准盐政噶尔秦的密奏和雍正在奏折上的硃批中已显露了不祥的征兆。密奏中说：“曹频年少无才（硃批：原不成器)，遇事畏缩。织造事物交与管家丁汉臣料理。臣在京见过数次，人亦平常（殊批：岂止平常而已）”。 ①打性乌拉，满语。打牲，即打猎。乌拉，指江边。清初统治者在今吉林市西八十里松花江畔设立打牲乌拉，设总管一人管理，每年向清廷贡献一定数量的貂皮、东珠、蜂蛮、海东青等物品。有些犯罪宜僚，流放到打性乌拉当苦力。 78 ==========第83页========== 这对曹家来说已预示着即将大祸临头。果然过了半年，因“御用褂面落色”，遭到“罚俸一年”的处分。这年年底，又重新翻出那笔多年补不完的、曹寅遗留下来的“亏空”糊涂账，从而受到“罢任”抄家的惩处。并把曹家在江南的全部房产土地，赏给了新任织造隋赫德。雍正六年(1728年)七月，在江宁织造衙门左侧的万寿庵内，又搜查出了允禟于康熙年间在江宁铸造的金狮子一对（是“因铸得不好，交与曹颗，寄顿庙中”的），从而给这次抄家涂上了一层政治色彩。就在这时，曹家全家被迫离开居住了六十余年的江宁，回到北京。 从曹家的被撤职抄家来看，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因素。这对曹家来说，无疑是一次严重的打击。但是，由于并没查出曹家与允禟、允禩集团有直接关系，因此，雍正对待曹家和对待允禩、允糖的党羽还是不完全一样的。抄家时，雍正对曹家还留有余地，“少留房屋以资养赡”，“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拨给”。当然，只留房屋是无法“养赡”的，一定在北方还留有不少土地。从各方面情况看，曹家并没有因这次抄家而“一败涂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曹雪芹的家庭，仍然过着贵族地主式的生活。 雍正十一年(1733年)十月，就在曹家被抄家五年以后，在北京发生了一个案件：那位接替曹颍当江宁织 79 ==========第84页========== 造的隋赫德，雍正九年(1731年)被“革职”在京“闲散”，以三千八百两银子向老平郡王纳尔苏行贿。在严厉审讯下，隋赫德最后承认：“小阿哥（按：指纳尔苏的第六子富静)是原任织造曹寅的女儿所生之子。奴才荷蒙皇上洪恩，将曹寅家产都赏了奴才”，“奴才来京时，曾将官赏的扬州地方所有房地，卖银五千余两，…老平郡王差人来说，要借五千两使用”。从供词来看，并不是隋赫德行贿纳尔苏，而是纳尔苏替曹家向隋赫德索回被抄没的财产。这一事件的发生，说明了曹家被抄家后不管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还有一定的势力。而这时，曹雪芹还是一个没有成年的孩子，因而这次抄家给他的印象不深，影响不大。 从现有材料看，曹家被抄家后，曹颓的堂兄曹颀，还一直担任旗鼓佐领到雍正十一年（1733年)七月他死时为止。曹颗的叔父曹宜，到雍正十三年七月，还在担任巡察圈禁允题地方之“护军参领”的要职。同时，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曹颗去世时，他的妻子马氏怀孕已七个月，当年生下了一个遗腹子一即雪芹之堂兄曹天祐。他在雍正末年到乾隆初年，还做了一个六七品官一州同。曹颗死后，曹颍继任江宁织造，“以养两世孀妇”，曹天祐的家和曹雪芹的家，是一而二、二而 一的关系。如果雍正五年的抄家就“一败涂地”的话， 80 ==========第85页========== 曹天祐的家庭，也无法逃脱覆灭的命运。 雍正是一个手段十分毒辣的统治者。他为什么对，曹家这样“宽大为怀”？因为，除了在江宁那对金狮子外，再没有找到任何一点有力的证据，说明曹家是允禩、允糖的死党。而曹家和怡亲王允祥的密切关系，却是很值得注意的。雍正二年，允禛在曹颍的“恭请圣安”的折子上批道： “你是奉旨交与怡亲王传奏你的事的，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你若自己不为非，诸事王子照看得你来多你若作不法，凭谁不能与你作福。不要乱跑门路，瞎费心思力量买祸受。除怡王之外，竟可不用再求一人托累自己。为甚么不拣省事有益的做，做费事有害的事？因你们向来混帐风俗贯（惯）了，恐人指称联意撞你！若不懂不解，错会朕意，故特谕你。若有人恐吓诈你，不妨你就求问怡亲王。况王子甚疼怜你，所以朕将你交与王子。主意要拿定，少乱一点。坏联声名，朕就要重重处分，王子也救你不下了。特谕。” 从这个硃批，再结合雍正五年曹家的撤职、抄家来看，固然包含着怀疑曹家和允禩、允禟集团有关系的意思，但是，“你是奉旨交与怡亲王传奏你的事的”，并不是“处置”或“看管”，而是曹颗通过怡亲王来向雍正“传奏”他的事情。我们从硃批“诸事王子照看得你来”， 81 ==========第86页========== “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若有人恐吓诈你，不妨你就求问怡亲王，况王子甚疼怜你”等等，可以看出怡亲王允祥与曹家关系的密切，不象一个“监视”者与被监视者的关系。 允祥与曹家的这种密切关系开始于何时，我们还不十分清楚。从现有材料看，早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他和曹家就已经有接触了。康熙第五次南巡时，除携带宫眷及皇太子允礽外，允祥是其他诸皇子中唯一随从的一个。这次南巡，作为两准盐政兼江宁织造的曹寅与苏州织造李煦，担任了筹备接待的主要角色。到达江宁之后，康熙与允祥等住在江宁织造衙门，还特地到“织造机房内看匠人织机”。因为他们煞费苦心的“预备行宫，勤劳诚敬”，康熙特地为曹寅加授通政使司衔，为李煦加授光禄寺卿衔。允祥与曹家的关系，很可能从这时就开始了。雍正上台之后，与曹家有“通家之谊”（即世交）的尹继善，为允祥所赏识，当过怡亲王府“记室”（机要秘书）多年，这更可能加深允祥与曹家的关系。 允祥在康熙年间各皇子集团争夺皇位的斗争中，曾经是靠拢允祺集团的。为此，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第一次废除皇太子允仍时，他曾被“削爵”。而此时的曹家，很难说是站在那一个集团一边。雍正即位后， 82 ==========第87页========== 允祥被封为“怡贤亲王”，成了“列祖之功臣”，国家之“贤王”，“朕躬”之“良佐”（雍正语）。他在康熙的诸皇子中，算是下场最好的一个。他管理过宗人府、户部事务，还担任过议政王大臣等职务。特别是他在管理营田水利事务方面，作出了一定成绩。雍正为了掩饰自己的残暴，免受舆论的谴责，从行动上证明自已“断无杀戮之事”，不能不从所剩无几的几个弟兄当中找一个“楷模”来加以“颂扬”。找来找去也只能找到允祥了。 在允祥死之前，雍正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曾在清朝西陵所在的易县，选了一块“上吉之地”赐给他。根据惯例，封建帝王的墓地，是不允许埋葬其他人的（包括亲王在内)。如果允祥欣然接受了，“不惟不能蒙福子孙”，还必然遭受祸殃。允祥也很有政治头脑，便婉言谢绝了。后来，在六十里以外的涞水县水东村，找了一块“平善之地”，作为怡亲王墓地。允祥也很会表演，煞有介事的“取土一块，捧而吞之”，表示“感激”皇上的“恩典”。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允祥和雍正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 在封建社会即将垮台的前夕，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是激烈的、错综复杂的。我们对待历史上的一切问题，必须运用唯物辩证的观点，透过现象，看清它的实质。雍正初年，允祥尽管没有用实际行动来反对 83 ==========第88页========== 雍正的阴谋活动，但他没有参与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态度。而受到雍正优待的允祥与曹家的密切交往，又与曹家没有完全象李煦那样遭受灭顶之灾是不无关系的。 雍正虽然野心勃勃，但统治时间只有十三年。他在一七三五年“暴病”死后，他的第四个儿子弘历继位，就是清朝第四代皇帝一乾隆。乾隆上台后，为了缓和一下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对各级官僚进行了普遍封赏，有些被他父亲监禁和处分的宗室大臣，也分别加以释放和恢复爵位。但是，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位的、斗争，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就在乾隆即位的第四年，以庄亲王允禄为首，包括怡亲王允祥之子弘昌、弘胶，并联合允礽之子弘皙（析）“逆谋”活动被揭发了出来。经过进一步追查，发现他们先是利用太监李蟠，“将宫内之事，信口传说”，制造舆论。弘皙“自视东官嫡子，居心叵测”，“仿照国制，设立会计、掌仪等司”，竞然称寡道孤，暗地做起皇帝来了。乾隆对此当然不会轻易放过。照例又是一次大规模的、涉及范围很广的“惩治”。 在这次政治事件中，庄亲王允禄是“首恶”。他是 一个两面派。在康熙年间争夺皇位的斗争中，他野心勃勃，并不是站在允禛集团一边的。雍正即位后，他马上把康熙末年皇三子允社对他讲的“东官一位，非我即 84 四 ==========第89页========== 尔”的私房话，统统揭发了出来，为允稹镇压政敌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此，他在雍正年间飞黄腾达，甚受重用。乾隆即位之后，他又勾结弘皙等，企图重整旗鼓，大干一场。事件发生后，乾隆出于某些考虑，先是把允禄高墙禁锢，到第二天就放了出来，“以安众心”。最后，只革去“双俸”及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等职务。而对允礽之子弘皙，进行了无情镇压。在“东果园，永远圈禁”。对允祥的儿子们，也进行了相当严厉的镇压。长子弘昌、四子弘皎，分别革去贝勒、郡王爵位。七子弘晓是允祥王位的继承者，虽然没有卷进去，但在乾隆八年(1743)十月，在清宁宫祭祀祖先时，因弘晓“失礼”，没有佩带小刀，遭到乾隆的痛斥。并以此为借口，解除了他担任的正白旗汉军都统及理藩院事务等职务，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对于那位被雍正大肆吹捧，死去多年的叔父一允祥，乾隆也没有放过。雍正年间各地建立的怡亲王祠堂，到乾隆十年以后，为了掩人耳目，除京畿附近外，都相继改为关帝庙。乾隆对此还说：“此亦无关政要，不必张扬，行所无事可耳”。并下令：“各省俱宜照此”办理。怡亲王府，在乾隆年间的政治地位，可以说是一落千丈。 曹雪芹的家庭，在这次政治斗争中，很可能再次受到牵连，再次遭到打击。就在此后不久，曹家急转直下 五 85 ==========第90页========== “拨营归族”，从城内迁到了香山脚下正白旗满洲集聚的北上坡，过着“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寒冬咽酸藿（音基i。荣名），雪夜围破毡”的生活。曹雪芹在穷愁潦倒的贫困生活中开始了《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政治历史小说的创作。 为什么说曹家的急转直下和这次斗争有关呢？因为曹家的亲属，从傅鼐到富察昌龄，从纳尔苏到福彭，都在雍正年间到乾隆初年，相继获罪的获罪，革职的革职，死的死，亡的亡。这两家贵族官僚，与这场斗争都没有联系，不可能牵累到曹家。而曹雪芹和弘皎、弘晓的关系却是值得十分注意的。 曹家的先世，是早在入关以前入旗的汉人，入关之后，成为内务府的包衣。从旗分来说，他家应该是“正白旗满洲尼堪（即汉人）”。乾隆上台之后，为了保持所谓满族固有的风俗习惯，口头上虽然高谈什么“满汉一体”，实际上却是制造“满汉轸（音诊）域”。乾隆二、 三年间，就规定旗人的家奴可以开户（即准许汉人出旗)。乾隆三年(1738年)十一月，命令八旗包衣参加汉军考试。就是说，把满洲八旗内部有汉族血统的人都当作一般汉人来看待了。他给“汉军”下的定义是：“汉军其初本系汉人，有从龙入关者，有定鼎后投诚入旗者，亦有缘罪入旗，与夫三藩户下归入者，内务府、王公 86 ==========第91页========== 包衣拨出者，…先后归旗，情节不一。其中惟从龙人员子孙，皆系旧有功勋，历世既久，自毋庸另议更张。其余各项人等，…如有愿改归原籍者，准其与该处民人一例编入保甲”。曹雪芹的家庭既是“从龙入关”的“旧有功勋”人员的子孙，又是内务府的包衣。但在雍正年间抄家之后，特别是乾隆即位之后，已经不在内务府做官，属于“内务府包衣拨出者”了，自然就有由正白旗满洲拨入正白旗汉军的可能了。《清史稿》、《清史列传》、《四库提要》、《八旗文经》、《八旗画录》等乾隆以后所刊之书，都说曹家隶属于正白旗汉军是有道理的。 怡亲王弘晓，从乾隆五年(1740年)七月起，当过几年正白旗汉军都统。弘晓与曹雪芹的关系既是上下级的关系，又有老一代的深交。特别是乾隆八年(1743年)以后，两家相似的遭遇，两人思想上的某些共同之处，他们来往频繁，友谊密切，是完全可能的。 大约在乾隆二十年（1757年)左右，曹雪芹再由属于正白旗满洲的西山北上坡，迁到旗民杂处的白家瞳居住，一直到他死为止。曹雪芹为什么搬到白家瞳居住？这还是与弘胶、弘晓有关。因为，白家瞳一带是怡亲王允祥生前最有影响的地方。在雍正初年，他曾在白家瞳附近兴修水利。这个地方“泉甘木茂”，风景优美。在他的晚年，“尝因田猎，往来于此”。因而在白 87 ==========第92页========== 家瞳修盖了“别墅”，“以为憩息之所”。他曾向雍正报告说：“白家瞳一带居民，忠厚良善，深知感激朝廷教养之恩”。允祥死后，白家瞳“居民人等，…愿自备资本”，为怡亲王建立“祠宇”。雍正把白家瞳一带十个村庄，共三百户居民的地丁钱粮，“永远蠲免”外，又把附近“入官田土，三十余顷”作为祠堂“祭田”。按人口“的量多寡，派拨地亩，令其世世管业”。实际上，白家瞳一带的芳动人民，都是佃种怡亲王府的土地，都成为弘晓家的佃户了。从这些事实，可以充分说明怡亲王和白家疃关系之密切。 曹雪芹迁到白家艟居住后，继续从事《红楼梦》的创作。他的住处与怡亲王别墅和允祥祠堂近在咫尺，为曹雪芹和弘咬、弘晓的交往提供了方便条件。 曹雪芹的好友敦敏、敦诚兄弟，也是弘晓、弘咬及其清客汪易堂的亲密朋友。他们之间的交往至晚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就开始了。在他们的集子里，保存了不少彼此“酬答”的诗篇和来往的书信。在曹雪芹死前（乾隆二十八年），他们朝夕相处，来往频繁。春天则“踏春”而游，饮酒吟诗；中秋则“泛舟”至深夜；重九登西山。这说明他们之间的感情多么深厚。 最近，中国历史博物馆发现了《石头记》残抄本。据研究，它是《己卯》本的散失部分，其中都避讳“祥”字 88 ==========第93页========== (作栏或祥)和“晓”字（作晓）。和《怡府书目》（北京图书馆藏善本)中避讳“祥”字“晓”字完全一样。这就证明《已卯》本就是怡亲王府本。虽然脂批不多，但原稿改动很少，较符合曹雪芹的原意，很可能是我国现存《石头记》抄本中最早的一个珍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只能在曹雪芹的至亲好友当中辗转传抄。很有可能，《己卯》本就是弘晓直接从曹雪芹手里借来手稿叫人抄写的。怡亲王府本的发现，进一步证明曹雪芹与弘皎、弘晓关系之密切。 曹家在乾隆初年再次遭受打击，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自杀自灭”中“一败涂地”，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曹雪芹亲自经历过一段由富贵荣华到穷愁潦倒的生活。这种兴衰际遇，无论对他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红楼梦》前八十回中，虽然并未写过抄家之事，但已预言贾府日后将被抄家。第十三回中，秦可卿托梦给凤姐说：“一日倘或‘乐极生悲’”，“便是有罪，己物可以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第七十四回，探春说：“你们别忙，自然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是议论甄家，自已盼着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我们认为，高鹗在第一百零五回，给贾府安排了一次“锦衣军查抄宁国府”，是符合曹雪芹的原意的。 89 ==========第94页========== 尽管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一再表白：“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等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在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大兴文字狱，实行高压政策，任何一点触及封建统治者内幕的言行，都要受到残酷的迫害。为了能够“编述一集，以告天下”，“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就成为曹雪芹所能采用的最好的办法了。 90 ==========第95页========== “护官符”的秘密 《红楼梦》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书里的各种矛盾和斗争都是从这里引伸展开的。一个贾雨村，一张“护官符”，集中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国家机器的阶级实质，揭露了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时期，官场的腐败和政治上的黑暗。 清朝是一个封建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国家。清朝前期，由封建皇帝一人“乾纲独揽”，中央集权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从《红楼梦》 一书中，可以看到这种皇权无限膨胀的描述。诸如从中央到地方官吏的升调任免，账济灾荒，大赦刑事犯，对劳动人民的反抗活动进行军事镇压等等，无不出自皇帝一人之手。皇权已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皇帝看来，“朕即国家”，这个国家里的土地、人民以及一切社会财富，都为他一人所主宰。而皇帝又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马克思说：“皇帝知道自身的利益，是与旧封建官僚杜会有密切关系的”。①他们的命运是紧密 ①《马克思在科伦法庭前的辩护辞》第42页。（中华书局一九五 O年版) 91 ==========第96页========== 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要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政权，就必须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他就要建立一个维护这个阶级利益、保护封建剥削制度的国家机器。 毛主席指出：“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①因而，在封建国家里，君权是地主政权的集中代表，而从中央到地方，它的整个官僚机器都是为一小撮地主阶级服务的，是地主阶级剥和压榨劳动人民的工具。历来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欺骗劳动人民，总是把自己打扮成全民的代表。乾隆就不厌其烦地吹嘘什么“民为邦本”，“小民皆联赤子”等等，甚至把“蠲免天下钱粮”也视为自己的“德政”。其实蠲免钱粮，只会对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有利。当无地的佃户要求地主根据朝廷所蠲分数来免交地租时，乾隆便原形毕露，摆出一副地主阶级头子的面孔说：“佃户之与业主，其减与不减，应听业主酌量，…岂有任佃户自减额数，抗不交租之理”。他代表那个阶级讲话，不是昭然若揭了吗？雍正也说过：“各处富户，其为士民殷实者，…乃国家之良民也”。有的官僚更赤裸裸地说：“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 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87页。 92 ==========第97页========== 赖也”。·封建国家的阶级基础，是“民”还是“地主”，不是很清楚吗！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封建政权、封建政府本身，“也总是要被这些大地主牵着鼻子走的。”①而自称“为民父母”的各级地方官吏，不过是为地主豪绅阶级效劳的鹰犬，他们在劳动人民面前，是一伙凶狠残暴的吃人野兽。他们和地主豪绅之间，尽管有时也有矛盾，有冲突，但基本上是地主豪绅的驯服工具。据记载：康熙年间“地方有司，则平日奉缙绅知父母，事缙绅若天帝”，“宁得罪于百姓，不敢得罪于缙绅”。雍正年间，无锡、崑山一带，“向来地方官多有欲借乡绅之游扬，则交结乡绅，而欺陵百姓”。嘉庆年间，有个官僚说得 十分清楚：“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延人士以通上下，…如此，则上下通，而政令可行矣”。《红楼梦》第 四回的“护官符”，更加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封建的国家机器，到底是为那一个阶级服务，压迫那一个阶级的。 “护官符”是什么东西？曹雪芹揭露得非常深刻，那就是保官进爵的秘诀。新上任的“应天府尹”贾雨村，通过“门子”的介绍，知道了“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 ①《给农村贫民》，《列宁全集》第六卷，第341页。 93 ==========第98页========== 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一一所以叫做“护官符”。金陵的“护官符”是：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是大贵族、大地主、大皇商的典型代表。贾家是清王朝的开国功臣，世代相传的豪门贵族史家是封侯的贵族之家；王家是大官僚家庭；薛家是大皇商。他们都是地主阶级的上层人物。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使他们结成了一个享有封建特权，有钱有势的豪门地主集团。他们互相勾结，互相依赖，连姻成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封建社会的所谓“王法”，是地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体现，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特权而建立的，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尽管封建统治阶级也在喊叫什么“王公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其虚伪性是不戳自穿的。正如列宁所教导的：封建法规“基本上是为了一个目的 维持地主统治农奴的权力”。①例如，“无故杀人” ①《论国家》，《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438页。 94 ==========第99页========== 是清朝法律所不能允许的，“杀人者偿命”也是法律上明确规定的，但在执行过程中，触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违背了地主阶级的意愿，法律就变成了一纸空文。康熙末年，当过布政使的张霖之子，“以奸情事伤害多命”，依法革去举人，还要判刑。因他家在地方上是一个有钱有势的大乡宦，地方官不敢执行。后来不但“捐复”了举人，而且还“候补”做官。虽然当时“众论不服”，却“无有参之者”。当贾雨村与四大家族中的贾家联了“同族”，又在贾家“极力帮助”下，爬上了“应天府尹”要职时，碰到的第一个案件，就是为“争买一婢”，“呆霸王”薛蟠，打死了冯渊。薛蟠“夺了丫头，他便没事人一般，只管带了家眷走他的路”；而冯家“告了 一年的状，竟无人作主”。当贾雨村得知“薛家原系金陵一霸”时，为了保住官爵和性命，也就顾不得这个被“争买”的婢女，就是曾经资助过他的恩人一甄士隐的女儿，只管“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还疾忙修书二封与贾政和京营节度使王子腾，说什么“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而冯渊却冤沉海底，真正成了“逢冤”。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北京西城发生了一件人命案，杀人凶手是闲散觉罗恒克。他在“山西民人武三杂货铺内赊买酒物”，欠京钱六十四文长期不还，后来恒克伙同几个帮凶又到武三店内喝酒，再次赊欠一百 95 ==========第100页========== 三十八文。因“武三不允，致相争角。恒克掌批其频，又用碗将武三头顿殴伤”，致使武三“越日身死”。虽然经过上告，因打死人的是大贵族，只将恒克等交宗人府处理而不了了之。这一案件，几乎和《红楼梦》第八十 六回，薛蟠在酒馆里无缘无故用酒碗砸死张三的情节 一模一样。因薛家有钱有势，用钱打点好上下役、证人，再花上几干银子，把知县买通。最后，薛蟠翻了口供，判了个“失手”“误伤”了事。这样人命关天的案件，无故杀人的凶手为什么能逍遥法外，不受封建法律的制裁呢？在这些贵族、官僚、乡宦们看来，衙门是为自已开的，法律是维护本阶级利益的，因此，“人命官司又怕什么？最多“花上几个钱，没有不了的”。清朝“王法”是最高统治者制定的，它不过是为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而制定的，犯法地主豪绅，如何能“依法”审讯呢？小小的知县府尹，如果不“徇情枉法”，不但官保不住，就连自己的性命也要丢掉了。 冯渊是一个小乡宦之子，在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这一点上，和皇商出身的薛蟠，有相同之处，理应受到封建法律的保护。但因杀人犯薛蟠比他更有钱有势，于是“王法”就成了一张废纸，不起任何作用了。连冯渊这样的乡宦之子都成了欺凌的对象，那些处在最低层，无权无势的劳动人民，更是被踩在脚下，不得翻身 96 ==========第101页========== 了。正如列宁指出的：“骑在不敢说话的人民头上的官黑压压地好象一片森林；普通的做工的人永远穿不过这片森林，永远得不到公道。对于当官的贪污、掠夺和残暴行为的任何控诉，都是石沉大海，官场舞弊使得一切状子都毫无下文”。① 清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是统治阶级法律的执行者和阶级利益的体现者，是统治阶级镇压劳动人民的刽子手和帮凶。而这些官僚则主要是通过恩荫、科举、捐纳三种途径来选拔和任用的。恩荫是因与皇室有亲属关系或祖先对朝廷有功而成为官僚的。这些人本来就是统治阶级的一员，他要竭力维护封建统怡阶级的利益，是毫不奇怪的。科举出身的人，有的虽然他的家庭可能贫苦些，但，他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作官，作官又是为了弄钱。正如郑板桥所说：“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只要进入仕途，就要拚命搜刮民脂民膏。至于以捐纳的方式，花了许多银子才买得一官半职的人，一朝权在手，更要大捞一把了。所以，每个官僚在上任之前，心里都要作一番仔细的考虑，算一笔贪污帐。看看能有多少“袖水”可以装入自己的腰包。例如下级孝数 ①《给农村贫民》，《列宁全集》第六卷，第333页。 97 ==========第102页========== 的“馈（音愧kui。赠送）遗”有多少？能贪污的各种“陋规”有多少？向上级及各方面的“应酬”又需多少？等等。经过周密的计算，如有“甜头”这才走马上任。但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能不投入地主豪绅、达官贵人的怀抱，成为他们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驯服工具。 在这样一些封建官僚把持垄断下的清朝官场，贪污盛行，贿赂成风。各级官僚机构瘫痪臃肿，整个的国家机器腐朽不堪，劳动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康熙年间，大官僚魏象枢承认：“今百姓困苦已极，而大臣家益富。地方官吏剥民媚上，督抚司道又转傀政府。…动辄徇私，将帅无复纪律，…刑官鬻狱，豪右为奸，皆可忧可危之事”。这种情况，到乾隆时期，更加严重了。四川巡抚王土俊供认：当时“办理政务，有专尚揣摩以希称旨者”，“徇情纳贿，为士宦捷径”，“作奸胥吏，乘机撞骗喝诈，上下其手”，“奔走达官之门如市”，“引类呼朋而交互嘱托，…巧索酬谢，…豌（音舔iǎ。同“规”，厚着脸皮)颜不作（音坐zud。惭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有的甚至“吏治废弛，州县并不以审案为要务，以致案积如山，竟有事经数年及十余年未审未报之案”。这些，虽然都是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发出的感叹，却反映了清朝官场的黑暗腐败，已经达到足以使封建统治者“可忧可危”的程度了。 98 ==========第103页========== 《红楼梦》中的贾雨村，就是当时社会上一个卑鄙无耻和凶狠残忍的封建官僚的典型。他出身于一个没落地主官僚的家庭。虽一度穷得“暂寄庙中”，“卖文作字为生”，但“求取功名，再整基业”的剥削阶级思想一直存在。他把自己比作“美玉”，“待价而沽”。由于得到了乡宦甄士隐的ǐ识和资助，不久考中了进士，当了县令。这个貌似“清高”，假装“斯文”的“穷儒”，一登上“仕途”，就“徇庇蠢役，交接乡绅”，贪婪地搜刮百姓。但他毕竞是个“新手”，没有掌握做官的“决窍”，在政治上还没有有力的后台，所以，干了不到一年，被上司参了 一本，结果“革职”丢官。被参的重要原因是“恃才侮上”，也就是说对上级“孝敬”得不够。经过这次挫折，他总结了“经验教训”，不久就找到了四大家族这个有力的后台，不但复了职，而且升了官。在应天府尹任上，因为“徇情枉法”，通过“护官符”这个阶梯，达到了升官发财的目的。在几年之内，他飞黄腾达，由知府而御史、吏部侍郎、兵部尚书，真是显赫一时了。 清朝各级官僚贪污行贿案件不但层出不穷，而且数字也是十分惊人的。著名的如康熙年间大学士明珠等的贪污行贿案，雍正初年大将军年羹尧贪污军需费、捐纳费案，乾隆年间臭名远扬的两准盐引案、甘肃米捐案等，被牵连的人数达几十个之多，贪污的银子都成干 99 ==========第104页========== 累万。最大的贪污案，要算乾隆末年当了近二十年大学士的和绅，嘉庆年间被抄家时，估计全部家产达八、 九亿两之多。但是，最大的贪污犯不是别人，正是皇帝本人。因为，嘉庆抄了和绅的家，把全部财产都装入了自己的腰包。难怪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言论了。这种自上而下，串通一气，“无官不贪”的状况，充分说明了封建社会即将垮台时期，官场已经黑暗腐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官僚们贪污行贿的结果，必然直接或间接转嫁到劳动人民的身上，从而促使阶级矛盾尖锐化，把封建社会推向垮台。 100 ==========第105页========== 孔孟之道的叛逆者 孔丘创立的儒家学派，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的斗争，是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阶级两个阶级、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封建制度建立以后，地主阶级逐步地从革命转化为反动，曾经是代表反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儒家，也就变成了封建社会中最黑暗、最反动的政治势力的代表。儒法两家的斗争，成为地主阶级内部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封建制度越是没落，封建统治阶级越是要吹捧孔老二和儒家学派，把孔丘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宋明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维护理学和反对理学的斗争，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儒法斗争的焦点。曹雪芹的《红楼梦》不仅反映了清代维护理学和反对理学的斗争，而且《红楼梦》一书就是曹雪芹反对孔孟之道、反对程朱理学的有力武器。 程朱理学是以宋代程颢、程颐和朱熹为代表的儒 101 ==========第106页========== 家学派。他]学说的核心，就是董仲舒根据孔老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及其有关的伦理道德观念而提出的“三纲五常”。他们把“三纲五常”说成“天理”，说这种“天理”在有人类之前就已经存在，有了人类以后，才将这种“天理”入在“里面”。因为是“天理”，人们只能服从，不能违反。为了维护封建秩序，从思想上扼杀被压迫阶级的正义要求和革命行动，他们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口号。在他们看来，“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对于妇女的迫害尤其严重，说什么“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妇女死了丈夫，不能改嫁，如果改嫁，就是失节。 毛主席说：“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 四条极大的绳索。”①程朱之流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就是为了维护“四权”，代表了日趋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他们的学说得到了从宋到清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欣赏。朱熹刚死，他的《四书集注》就“立于学官”。元人修《宋史》，特别把程朱等人从“儒林”中分离出来，另立《道学传》，并说“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封建统治阶级对程朱理学竭 ①湖南农民运动考柒报告》，《毛泽东选集》第31页。 102 ==========第107页========== 力提倡，程朱理学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 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社会危机的加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也出现了新的特点。 明代后期，被称为“异端之尤”的李贽就对理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儒家的祖师爷孔老二。他说，以孔丘的是非为是非，就是没有是非。他认为儒家的经典“六经”、《论语》和《孟子》，不是“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就是“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再不就是那些迂腐糊涂没有头脑的学生们的残缺不全的记录，并不是什么“万世之至论”。他反对道学家维护的“三纲五常”，他主张老百姓的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他揭露那些道貌岸然的道学家“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至。猪）”，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是一群言行不一的衣冠禽兽。他一反道学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野蛮教条，称许寡妇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不是“失身”，而是“获身”。不这样就要“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了。 李贽在当时虽然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迫害，最后还由皇帝出面加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捕入狱，迫害致死。但是，李贽思想的影响却是扑 103 ==========第108页========== 灭不了的。 明清之际，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农民起义的急风暴雨，摧毁了明王朝的黑暗统治，满族贵族，成了全国的统治者，由于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激起了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反抗，阶级斗争出现了更加复杂的情况。在这“天崩地解”的时代，从地主阶级内部分化出一些具有民主思想和民族意识的进步思想家。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批判了被封建统治阶级奉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 黄宗羲在《原君》中，对封建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君权进行挑战。他说，封建君主“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供其“一人之淫乐”，已成为“天下之大害”。天下的不得安宁，就是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结果。他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作官是“为天下”，不是“为君”，是“为万民”，不是“为一姓”。如果君主“不以天下万民为事”，作臣的就没有必要“杀其身以事其君”。 顾炎武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对理学进行批判，提出了“理学即经学”的主张。他指出宋以来所谓的“理学”，实际上是“禅学”。这种脱离实际的空谈，不仅“自丧”而且“迷众”，既害了自己，也误了别人。他把理学比之于晋代的“清谈”，不同的是“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104 ==========第109页========== 清谈谈孔孟”，而它的危害却超过晋代的清谈。“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严重后果，都是这种清淡造成的。 王夫之对理学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他指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性的气而不是理学家宣扬的绝对精神一理。“理在气中”，“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他认为世界上只有形形色色的具体的事物，事物的规律存在于事物之中而不是游离于事物之外，没有某一事物，也就没有关于这一事物的规律。没有弓箭，就没有“射道”，没有车马，就没有“御道”，没有儿子，就没有“父道”，没有弟弟，就没有“兄道”。他得出结论说：“天下唯器”，“无其器则无其道”。他还认为人性不是天生的，是后天环境逐渐养成的。他说“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则夫天命者岂但初生之顷命之哉？”这些观点和程朱理学都是针锋相对的。 列宁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杜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①康熙是清代统治者中最有作为的政治家。他对外坚决抗击沙皇俄国的侵胳，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独立；对内实现国家的统一，不仪消灭了吴三桂之流的分裂割据势力，而且平定了一 ①《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208页。 105 ==========第110页========== 小撮民族分裂主义者在边疆发动的叛乱，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另外，他对于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和科学文化等方面也比较重视。他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是有一定贡献的。但是，作为封建末期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不能不有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不仅对广大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而且为了笼络汉族和加强对人民的统治，他提倡尊孔，推崇程朱理学。 早在顺治二年(1645年)，孔丘就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的头衔。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玄烨亲自到曲阜祭孔，并且史无前例地向孔丘的亡灵行“三跪九叩礼”；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他又亲笔写了“万世师表”的题词，把孔丘这个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表捧到了最崇高的地位。玄烨对程朱理学也竭力推崇。康熙十八年(1679年)，他在《上谕十六条》中就提出“黜异端以崇正学”。他所谓的“正学”，就是程朱理学。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他更竭力吹捧朱熹，说这个孔老二的信徒“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孔孟之后，“朱子之功最为宏巨。”于是以朱熹配享孔庙，升大成殿十哲之次。他还亲自编纂《性理精义》、《性理大全》，一些有名的理学家，都得了高官显爵。程朱理学越来越成为不可触犯 106 ==========第111页========== 的神圣教条。出现了“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局面。谁要是非议程朱理学，谁就会遭到迫害，有“身命之虞”。 尽管如此，康、乾年间反对程朱理学的斗争并没有停息下来。就在康熙大力推崇程朱理学，压制“异端”的情况下，颜元用唯物主义的“理气一元论”集中批判了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这个反动口号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天下没有“无理之气”，也没有“无气之理”。精神性的“理”必须依附物质性的“气质”而存在，没有气质，也就没有理。没有气质，性也就成为天地间无作用的“虚理”了。他还说：“知无体，以物为体；犹之目无体，以形色为体。”进一步说明了认识和客观事物的关系。也就是说：人只有接触到具体事物才产生感觉。如眼睛只有具体看到某一种东西，才有形和色的感觉。他以“理气统一”论和“行先知后”论的唯物主义理论批判了理学的唯心主义观点。 颜元还反对歧视妇女。他青年时代，曾同一个叫无退的和尚辩论。和尚认为，讲道的时候，不能有妇女在场，有一个妇女在场，就不能讲道。颜元反驳说，“释迦之父，有一妇人，生释迦，才有汝教；无退之父，有妇人，生无退，今日才与我有此一讲”。如果没有妇女，就不会有佛教，也不会有你无退，你还讲什么道呢？道 107 ==========第112页========== 学家以妇女失身为最可耻，颜元却说，世俗“止知斥辱女子之失身，不知律以守身之道，男子之失身，更宜斥辱也”。 在《红楼梦》作者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个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戴震，他用给《孟子》一书作注解的形式来阐发他反理学的思想。他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揭露了理学杀人的本质。他指出程朱理学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把“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等正当要求统统认为是罪过，应毁灭的，而把封建的刘教作为至高无上的“天理”。其目的是要被统治者忍受统治者的宰割而不准反抗，这是镇压人民反抗的精神枷锁。他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他这一段话，充分揭露了理学家们所宣扬的理的虚伪性和反动性。尊者、长者、贵者，错了也是对的，卑者、幼者、贱者，对了也是错的。“下之人”的正当的要求，被指责为违背“天理”而蒙受无数罪名。一个人犯法被处死，还会有人表示怜悯；而被“三纲五常”等吃人的礼教杀害的人，有谁敢来表示同情呢！这是戴震对吃人的礼教的沉痛 108 ==========第113页========== 控诉。 曹雪芹在这场反对程朱理学的斗争中，也是一位坚强的战士。“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①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曹雪芹没有也不可能“归附于革命的阶级”，但由于他家庭败落后，社会地位急剧变化，特别是后期，他比较接近下层人民群众的生活，因而使他能够接受当时的进步思想的影响，而成为统治阶级的叛逆者。他的好友敦诚、敦敏曾经一再用“傲”、“狂”两字来形容他的为人，说他有“傲骨”，“狂于阮步兵”。②就是说曹雪芹反对封建礼教的精神还在当年的阮步兵之上。《红楼梦》一书，就是这种战斗精神的充分表现。 《红楼梦》通过典型的艺术形象，揭露了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反动、腐朽和虚伪，同时也表现了叛逆者和奴隶们反对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斗争。这是当时社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1页。 ②阮步兵即晋代的阮籍，是历史上著名的反对封建礼教的进步思想家和文学家。因为反对礼教而为“礼法之土”所不容，几乎道到杀身之祸。 109 ==========第114页========== 会上维护封建正统思想和反对封建正统思想的激烈斗争的形象反映。 《红楼梦》中的贾府，是一个“功名奕世（奕，音亦y,累。奕世，累代)，富贵流传”的百年望族。子孙虽多，但“略可望成”的就仅仅是宝玉一人而已。因此，贾府的统治者殷切地期望他“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成为立身扬名，光宗耀祖的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然而，和他们的愿望相反，宝玉却走上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叛逆者的道路，“不能安分守理”，“一味的随心所欲”，与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当贾元春被选为皇妃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宁荣两处上下内外人等，莫不欢天喜地，独有宝玉“置若罔闻”。“文死谏，武死战”被认为是最大的名节，贾宝玉却斥之为“沽名钓誉”。当时的社会风气是“男尊女卑”，贾宝玉却说“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锺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当时的艺人是被人歧视的，艺人的子孙还不许参加考试，但宝玉和蒋玉函却交往甚密。在他被贾政痛打之后还说“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在等级森严的贾府，他和奴隶们相处却是“只管随便，都过的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儒家经典的态度。他说，“除了四书，杜撰的也太多呢”。甚至发展到“祸延古人，除四书外，竞 110 ==========第115页========== 将别的书焚了”。①他甚至认为：“明明德’外就没书了，都是前人自己混编纂出来的”。这个“前人”，就不只是程朱之流，连儒家的老祖宗孔丘也包括在内了。但他对四书是否就重视呢？并不。贾宝玉入家塾的时候，贾政特别强调，“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但是，几年之后，他却仍不能背诵下来。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除塑造了一个孔孟之道的叛逆者的典型贾宝玉之外，还通过许多个在封建礼教迫害下的妇女的悲惨遭遇，深刻地揭露和控诉了吃人的封建礼教的罪恶。 《红楼梦》首先大胆地对“至高无上”的“君权”进行了批判和控诉。贾元春被封为凤藻官尚书，加封贤德妃，这对贾府来讲，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当夏太监传旨“立刻宣贾政入朝，在临敬殿陛见”的时候，就弄得“合家人心俱惶惶不定”，那个上了年纪的贾母，也心神不定地“在大堂廊下位候”，似乎将有大难临头。元春省亲，据说是“当今（皇帝）体贴万人之心”，使宫里的妃嫔才人得“尽骨肉私情，共享天伦之乐事”。但是，元春和家人见面时哭声不绝的悲伤场面却隐然显示了皇帝的淫威。元春悲切地说，皇宫是“不得见人的去处”， ①《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第三十六回。 111 ==========第116页========== “田舍之家，虀盐布帛，得遂天伦之乐；今虽富贵，骨肉分离，终无意趣。”是谁使元春“骨肉分离”，不得“遂天伦之乐”呢？不正是那个“至孝纯仁，体天格物”的“当今”吗？这些正是作者对皇权罪恶的深刻揭露。在十六回中，作者又通过林黛玉拒绝接受贾宝玉转赠给她的“圣上”赐给北静王的“蒙苓香串”，还骂道：“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直接亵渎了皇帝的尊严。作者在十六回中更借赵嬷嬷之口批判了皇帝的巡游。说这是挥霍浪费，劳民伤财，是买“虚热闹”，是“罪过”。曹雪芹就是用这种巧妙的艺术手法，鲜明地抒发了他对封建君权的愤懑情绪。 《红楼梦》对吃人的封建礼教的虚伪和残酷的揭露和控诉就更为突出。 四大家族中的贾府，是所谓“诗礼簪缨之族”。除夕祭宗祠的时候，“左昭右穆，男东女西”，真是“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然而在这堂皇的帏膜之后，贾府主子们、“每日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甚至贾府用孔孟之道培养封建地主阶级接班人的“神圣”的“家学”，也成了贵族子弟“斗鸡走狗，赏花阅柳”，藏垢纳污之所。为了争夺财产和权势，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夫妻之间，嫡庶之间，互相勾心斗角，“一个个不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用尤氏的话 112 ==========第117页========== 说，“我们家下大小的人，只会讲外面，假礼假体面，究竟做出来的事都够使的了”。 贾府的主子们标榜自己“宽柔待下”，但是，黑山村的农民在遭到特大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还得勒紧裤带向贾府交纳大量的实物地租和白银；金钏儿一句戏言，就被王夫人活活逼死；借什么整肃纲纪、维护礼教的名义，抄检大观园，对司棋、晴雯、芳官等女奴无故地进行摧残和虐杀。这血泪斑斑的事实，都无情地揭露了贾府的统治者们所说的“仁”，实际上就是“吃人”。 贾府的女奴们固然是被吞噬的对象，一些年青的女主子又何尝幸免。那个以孔孟之道毒汁教育出来的李纨，如槁木死灰一般，只知侍亲养子，陪待小姑做针线等事，别的一概不闻不问。李纨这个典型，就是“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一反动教条制造出来的木乃伊。由贾赦作主嫁给孙绍祖的迎春，和孙绍祖结婚 一年左右就被折磨致死，成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的栖性品。而他们对贾宝玉林黛玉两个叛逆者的摧残迫害，更是封建的伦理道德虚伪本质的彻底揭露。什么“天理”，什么“三纲五常”，只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手里的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诗礼簪缨之族”，只不过是排着人肉的筵席；“昌明隆盛之邦”，也不过是排设人肉筵席的长棚。由于封建社会中各种矛盾 113 ==========第118页========== 的发展，封建制度崩溃之势已成。贾府“忽喇喇似大厦倾”，封建制度这个“千里长棚”也不可避免地要坍塌了。 封建制度的没落，封建正统思想的腐朽，并不等于封建制度对人民压迫的减轻。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总是要利用封建正统思想来统治人民，强迫人民信奉。《红楼梦》中的贾政，就是封建正统思想的维护者的形象。他为宝玉安排的道路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宝玉却反其道而行之，以致发展到贾政必欲置宝玉于死地。宝玉和贾政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就是维护封建正统思想和反对封建正统思想的矛盾。 高鹗的续书，在保持全书的悲剧结局方面，比较接近曹雪芹的原意，而且语言也比较好，对于《红楼梦》的广泛流传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他在后四十回中，对贾宝玉性格的描写并不符合作者原意。在他的笔下，贾宝玉这个封建阶级的叛逆者终于向封建正统思想屈服，特别是宝玉给王熙凤的女儿巧姐讲《列女传》，简直成了封建礼教的传声筒。这种变化，暴露了作者浓厚的封建思想，同时也反映了日趋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干方百计争夺年青一代，为封建地主阶级培养接班人。“兰桂齐芳，家道复初”。就是 114 ==========第119页========== 这个没落阶级的主观愿望。但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孔孟之道不可能使贾府家道复兴，孔孟之道也不可能使封建社会避免垮台的命运，反动派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115 ==========第120页========== 饵名钓禄”的“敲门砖” 世袭、捐纳和科举，是清代选拔和录用官吏的主要制度。世袭，只限于少数贵族和功臣的后代；捐纳，也只能是少数有财有势的官僚、地主和商人的子弟；而科举则有更广阔的社会基础。因此，科举取士，历来被看作选拔和录用官吏的“正途”。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科举制度越来越腐朽，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也就成为封建社会末期上层建筑领域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红楼梦》不仅反映了这一场斗争，而且把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科举制度起源于隋唐，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它的产生，对于打破士族豪门垄断政权的局面曾起过积极作用，一些有作为的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也曾经利用科举作为政治改革的工具。但是，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就已经完全丧失了“现实的合理性”，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用以禁锢思想，摧残人才，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工具了。 满族贵族在入关之前的很长时期，都没有科举取 116 五 ==========第121页========== 士的制度。努尔哈赤的时候，他对明王朝的儒生非常痛恨。俘虏中的儒生，一经查出，立即处死。皇太极即位以后，为了利用汉人，和明王朝进行斗争，对于儒生颇为重视。天聪三年(1629年)九月，举行儒生考试，录取了二百人。免除他们的奴隶身分，“一等者赏缎二匹，二等、三等者赏布二匹，俱免二丁差徭，并候录用。”这是满族贵族用考试的方法选拔和录用官吏的开始。天聪八年(1634年)四月，由礼部主持，对通晓满洲、蒙古、汉书文义的知识分子进行考试，取中举人十六名，每人赐衣服一套，免除四丁徭役，并宴于礼部，以示嘉奖。但是，这时的考试，不仅和当时明王朝实行的科举制度不同，也没有形成一定的制度。 满族贵族入关以后，范文程就向顺治出谋献策，实行科举制。说什么“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企图通过科举来收买知识分子，消除广大人民对满族贵族的反抗情绪，从而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他的建议，得到了清朝统治者的采纳，颗治二年，就开始举行科举考试。 清代科举，基本上是沿袭明代的制度。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三级进行考试。县、府一级称为院试，被录取的称为秀才；秀才参加省一级的考试，称为乡试，被录取的称为举人；举人到北京参加最高一级的考试，经 六 117 ==========第122页========== 过会试，复试和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三种考试之后，被录取的称为进士。进士的第一、二、三名，分别称为状元、榜眼、探花。中了举人进土就可以作官，获得种种社会特权。所谓“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所以科举制度就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向上爬的阶梯，也是封建统治阶级摧残人才、毒害知识分子的毒辣手段。 清代科举，主要是考八股文。八股文又称八比文，时文，制义，四书文。这是明清两代考试制度所规定的 一种特殊文体。不论内容和形式都有严格的规定。在内容方面必须发一定的议论，即所谓“代圣人立言”。作者在发议论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作为“圣人”的代言人，不仅要依据儒家的经典《四书》和《五经》，还得遵守一定的注释。例如《四书》，就只能用朱熹的“集注”。这种由官方规定的注释，人们就称之为“高头讲章”。《红楼梦》八十二回，贾代儒要宝玉讲《论语》中的“后生可畏”和“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两章，就是用的“集注”的观点。在形式方面，每篇文章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组成。在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个段落中，每一段落都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合共有八股，所以叫做八股文。全篇字数也有严格的规定，超过了就不及格。八股文这种形 118 ==========第123页========== 式，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看见了。《红楼梦》第八十四回中提到的宝玉的《窗课》，就是三篇八股文的破题和承题部分，虽然不是全篇，我们也可以看出八股文究竞是什么货色。 “窗课”第一篇的题目，“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是贾代儒从《论语》上搬来的。宝玉原来的破题是，“圣人有志于学，幼而已然矣。”贾代儒将“幼”字抹去，明用“十 五”。贾政为此发了一通议论，说什么“十有五而志于学”这一章书，是“圣人自言学问工夫与年俱进的话，所以十五、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俱要明点出来”，万万改动不得。宝玉原来的承题是“夫不志于学，人之常也。圣人十五而志之，不亦难乎？”这两句话等于说，孔老二那一套，我对它毫无兴趣。当然会使得贾代儒和贾政更为恼火。贾代儒把这两句全部抹去，贾改则气得摇头，大骂宝玉“不但是孩子气”，而且“本性不是个学者的志气”。孔老二的教条，一个字也不能动，这难道不是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吗？ “八股原是鑫笨的产物”，①但它却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向上爬的必要手段。“学而优则仕”。要当官就必须熟读《四书》《五经》，作好八股文。所以，人们把这 ①鲁迅：《透底》，《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第四卷，第522页。 119 ==========第124页========== 些东西称为“敲门砖”。“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①为了敲开“仕途”这个门，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广大知识分子成年累月地在那里揣摩“高头讲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使得广大知识分子变成一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思想僵化，言行迂腐的高踞于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比曹雪芹早生二、三十年而逝世又晚七、八年的以医学知名的徐灵胎(1693一1771年)，曾在一首《道情》中写道： 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臂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算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那些整天钻研“高头讲章”，揣摩八股时文的读书人，不仅对于天下大事、国计民生茫无所知，就是对自 ①魯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 九七三年版第六卷，第317页。 ②三通：指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四史：指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 120 ==========第125页========== 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也是不清楚的。他们知识的贫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三通”、“四史”，是几部有名的书籍，汉祖唐宗，是历史上杰出的皇帝。可是，这些读书人都不知道。有的人中了进士，还不知道《史记》的作者是谁。身为“大学士”，“不但连算学也斥为洋鬼子的学问”，“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也是“决不相信的”。①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的生命，在寂寞的书斋中白白地葬送了；而一些进入“仕途”的，则又充当封建地主阶级的鹰犬，成为残害人民的刽子手。当我们读到这首《道情》的时候，不是会很自然地想到《红楼梦》中的贾玫、贾雨村、贾代儒这群腐儒的典型形象吗？ 科举制度的腐败，在明代末年就有人认识到了。有人认为八股文会断送明王朝的江山。他们在朝堂上贴了一张大大的柬帖，上面写道：“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晚生文八股顿首拜。”康熙即位以后，统治阶级对八股取士亦存在着分歧，所以曾一度停止。康熙二年(1663年)八月的“上谕”中说，“八股文章，实于政事无涉，自今以后，将浮饰八股文章永行停止。”但是，由于顽固派的反对，康熙七年（1668年)又加以恢复。康熙四年(1665年)，礼部侍郎黄机在请求 ①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 九七三年版第六卷，第314页。 121 ==========第126页========== 恢复八股取士的疏中说，如果“不用经书为文，则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不利于清王朝的统治。乾隆三年(1738年)，统治阶级内部在八股取士的问题上又一次发生争论。兵部侍郎舒赫德认为，科举制度不是“遴拔真才实学之道”，请求加以改革。但是，另一些大臣却坚决反对，说什么“时艺所论，皆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虽日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乎其中。”八股取士制度既然如此美妙，当然没有必要进行改革了。其实，这些竭力维护八股取士的人们，又何尝不知道八股文是无用的东西。当时“力持驳议”的一位大臣鄂尔泰就曾经说过：“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用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寥寥数语，完全暴露了清代统治者顽固推行八股取土的罪恶用心。 科举制度毒害了广大的知识分子，激起了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人们的憎恶和抨击。清初的顾炎武就曾愤概地说过，“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李颗也说，当时的知识分子“所习惟在于词章，所志椎在于名利。”八股取士，是“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其后果，比“洪水猛兽”还要厉害得多。李塨在中了顺天乡试之后，就进一步看清了科举的毒害，他深有感触地说：“举 122 ==========第127页========== 业聪明，则世事不聪明，时文不庸腐，则世事庸腐。甚矣，时文之害世也。”并且从此不再把科举考试放在心上。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虽然直到他的晚年对科举还存在着幻想，但他亲身的经历，使他对科举制度的腐朽和黑暗有了较深的认识。因此，在他的一些作品中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叶生》中的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却屡试不中，郁闷而死。《于去恶》一篇，他进一步指出科举制度埋没人才的原因，是由于主持考试之官不是眼瞎，就是爱钱。《王子安》 一篇，对科举制度对于知识分子身心的摧残，也作了深刻的揭露。 吴敬梓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比蒲松龄又前进了一步，他“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他在《儒林外史》中，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弊害。他借王冕之口批评科举制度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他通过儒林群丑的形象的描绘，对科举制度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猛烈的抨击。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于科举制度虽然着墨不多，但是，他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是非常深刻的。特别是把高鹗的续书和曹雪芹的原著加以比较，可以看出，曹雪芹的思想是高出于同时代人之上的。 123 ==========第128页==========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封建阶级的叛逆者的典型。他不仅不愿意“留意于孔孟之间”，而且也不愿意“委身于经济之道”。他不仅自己不愿意去考举人进士，对那些热中于科举的人，他还称之为“禄蠹”，对于 八股文，更是深恶痛绝。他说，“这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奥，不过是后人饵名钩禄之阶。”谁要是劝他常常和那些为官作宦的人们讲谈讲谈“仕途经济”，他就会大觉逆耳，说这是“混账话”，即使是原来非常亲密的姐妹，也要和她“生分”了。他唯一的知己，就是另一个叛逆者林黛玉。他深敬黛玉，就是因为“独有黛玉自幼儿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共同的叛逆思想，成了宝黛爱情的基础。 在对待科举的问题上，高鹗和曹雪芹是大不相同的。曹雪芹的态度是“不求邀众赏，潇洒做顽仙”，“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他对唐代诗人李白曾经受到的皇帝亲为调羹的“殊遇”，并不羡慕，面对唐太宗与待臣们在春苑池泛舟游玩时别人都坐着赋诗，而画家阎立本却俯伏池边，描绘波上水鸟的羞惭情景却念念不忘。据说，皇家画苑曾经想把曹雪芹找去绘画，他却坚决拒绝了。高鹗对于科举则非常热中。他续《红楼梦》的时候，虽然因京试未中，心情有些祖丧，但是，他已中举人，追求功名之“心志未灰”。他曾 124 ==========第129页========== 在一首名叫《荷叶杯》的小词中，描写了他中举时的心情：“盼断嫦娥佳信，更尽。小玉忽惊人。门外传来一纸新。真么？真！真么？真！”人们说，中举是“蟾宫折桂”，现在，五更已经过去，清晨已经到来，可是，月宫的嫦娥还没有把“高中”的“佳信”传来，他的内心是多么焦急啊。这时，小玉的声音把他从迷惘中惊醒，看着那从门外传来的一张崭新的喜报，真是将信将疑，又惊又喜。“真么？真1真么？真1”两个自问自答，完全把高鹗自已的精神境界描绘出来了。他自编的《兰墅文存》和《兰墅十艺》，收录了八股文二十七篇。虽然没有刊行，但他遍征题咏，又自加按语，已足以说明他对八股文的爱好到了何等程度。于是，曹雪芹笔下的叛逆者，在后四十回中就被高鹗按照自己的思想面貌加以改造了。 《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中，贾宝玉对八股文是那样的憎恶，林黛玉也从来不讲这些混账话。到了八十二回，贾政要宝玉学习八股文章的时候，宝玉虽然还在黛玉面前批评八股文章是“诓功名，混饭吃”，“那里是阐发圣贤的道理？”但是，作者却把林黛玉写成和原来的性格完全相反，说什么八股文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远的”，“不可一概沫倒”，“你要取功名，这个也清贵些”。这样的话，出自叛逆者林黛玉之口，自然 125 ==========第130页========== 弄得宝玉莫名其妙：“黛玉从来不是这样人，怎么也这样势欲熏心起来？”当时虽在鼻子眼里笑了一声，此后却有了转变，遵照塾师的要求，“天天按着功课干去”，最后终于中了第七名举人，然后被着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出家当和尚去了。 从高鹗的续书可以看出，围绕科举制度进行的斗争，不仅在曹雪芹活着的时候就激烈地进行着，在曹雪芹死后，这场斗争仍然继续进行。《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就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证据。曹雪芹反科举制度的精神，相形之下也表现得更加突出了。 曹雪芹逝世以后，科举制度又顽固地支撑了一百 四十多年。但是，一切腐朽的事物，终究是要灭亡的。 一九○六年，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清王朝不得不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几年之后，即-一九一一年，这个反动的封建王朝也在中国人民的革命风暴中宣告覆灭了。 126 ==========第131页========== 文化禁锢何足畏 《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贾宝玉在向林黛玉介绍《会真记》（即《西厢记》）的时候说：“真是好文章！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 今天的读者，也许以为这算不了什么，但是，在当时，这确是要具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的。 在清代，读《四书》、《五经》，揣摩“高头进章”，做八股文，习举子业，这才是知识分子的“正业”，即使是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文学正宗的诗词歌赋也被称为“杂学”或“杂览”。 《儒林外史》中写过这样一件事：当主考官周进拿起范进的卷子正要再看的时候，却有一个童生来交卷。那童生跪下，请求面试。周进说，“你的文字已在这里了，又面试些什么？”那童生说，“童生诗词歌赋都会，求大老爷出题面试。”周进一听，立即变了脸说，“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象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什么？况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么？看你这样务名而 127 ==========第132页========== 不务实，那正务自然荒废，都是些粗心浮气的说话，看不得了。左右的！赶了出去！”一声吩咐，两旁走过几个如狼似虎的公差，把那童生叉着膊子，一路跟头，叉出大门外去。 这个童生，名叫魏好古。虽然“文字也还清通”，但是，因为上述的缘故，周进不等把全部试卷看完，就把他低低的入了第二十名。在“谒见”那一天，周进又要他“用心举业，休学杂览”。 这段描写，是完全符合历史真实的。章学诚在《答沈枫墀（菩池i)论学》中说：“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许年，学士又以四书文义相为矜尚。仆年十五六时，犹闻老生宿儒自尊所业，至目通今服古，谓之‘杂学”，诗古文词，谓之‘杂作”，士不工四书文，不得为通。”乾隆十 九年(1754年)，他买到一部《韩文考异》，但塾师不许阅读，以致他不得不“匿藏箧筒（音妾寺q$i。箱子)，灯窗辄窃观之”。 章学诚所讲的情况，正是曹雪芹生活和创作《红楼梦》时期的社会风气。 《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贾政听到王夫人提起袭人的时候，马上追问：“是谁起这样刁钻名字？”宝玉解释说：“因素日读诗，曾记古人有句诗云：‘花气袭人知昼暖’，因这丫头姓‘花’，便随意起的。”王夫人忙向宝玉 128 ==========第133页========== 说道：“你回去改了罢！”贾政说：“其实也无妨碍，不用改。只可见宝玉不务正，专在这些浓词艳诗上做工夫。”说毕，断喝一声：“作孽的畜生，还不出去}” “花气袭人知昼（原诗作“骤”）暖”，本来是宋代大诗人陆游的诗句，并不是什么浓词艳诗。所以贾政这位封建统治阶级的卫道者也说“其实也无妨碍，不用改。”但是，宝玉却因此遭到申斥，说他“不务正”。贾政心目中的所谓“务正”，不仅不是诗词歌赋，连《诗经》古文也是次要的。他命令宝玉，“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诗经》古文、诗词歌赋的命运是如此，被封建统治阶级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刷的命运，更是可以不言而喻了。 我国的小说、戏剧，是伴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而发展起来的。因为它原本来自民间，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观念相冲突。因此，封建统治阶级把这些东西视为鄙俚庸俗，不能登大雅之堂。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民主主义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戏曲、小说，也开始引起一些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注意。李贽在《童心说》一文中极力推崇《西 129 ==========第134页========== 厢曲》，认为它表现了人的“真心”，具有揭露和批判社会黑暗的意义，是“天下之至文”。 剧作家汤显祖的《牡丹亭》，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故事对束缚青年男女的封建礼教进行批判。他在《题词》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他突出地强调情的力量，是对当时高谈“性理之学”的道学家]的公开挑战。因此，《牡丹亭》和《西厢记》一样，得到了贾宝玉和林黛玉两个叛逆者的共同爱好。 毛主席指出：“任何阶级杜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①封建统治阶级叛逆者赞赏的东西，正是封建统治阶级十分仇视的东西，他们把这些作品称为“淫词艳曲”、“邪书”，千方百计企图加以绞杀。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玄烨在关于购求遗书的“上谕”中就强调“发明心性，裨益政治”，“搜访藏书善本，惟以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方为有用，其他异端波（毕b。邪）说，概不准收录”。所谓“发明心性，裨益政治”，就是是否符合程朱理学，是 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826页。 130 ==========第135页========== 否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如果违反这个标准就被斥为“异端波说”，“概不准录”了。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玄烨更以“正人心，厚风俗”为理由，对于所谓“小说淫词”“通行严禁”。将版与书籍“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而且还规定：“买者杖一百，看者杖一百”，“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 他们严禁的所谓“淫词小说”，当然有一些是黄色书籍。但是，其中也包括具有民主性精华的戏剧和小说。因为这些书籍具有反封建正统思想的内容，所以遭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切齿痛恨，毁版焚书，严查禁绝。 从乾隆二十一、二年(1756、1757年)开始，科举取士，在八股之外又增试帖诗。己酉（1789年)会试，诗题是“草色遥看近却无”。有一位举人，八股文的卷子已被取中，只因诗中有一句“一鞭残照里”，主持考试的人指为引用《西厢记》词句，终于没有录取。 封建统治者这种文化政策，在封建贵族、地主、官僚的家庭必然有所反映。这时出现的一些“家川”、“庭训川”都有“不藏戏文小说”之类的话头。乾隆时刊行的 131 ==========第136页========== 《远色编》中，也载有劝藏书家烧毁所谓“淫书”的说教。说什么“少年心志易惑”，如果将“淫书”流传后代，就是教他们“为不肖，为禽兽”。只有把这些书全部烧掉，才够得上是“诗礼之家”。为了不让妇女阅读“曲本小说”，明清之际的反动儒生陈继儒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教，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竟成了“至理名言”。封建正统思想的忠实信奉者薛宝钗，就曾多次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来规劝林黛玉和史湘云。 封建统治阶级对于具有民主性精华的戏剧和小说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措施？用薛宝钗的话来进，就是“最怕见这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也就是说，他们害怕青年一代成为封建制度的叛逆者。正因为这样，茗烟为了与宝玉开心，从书坊“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则天、玉环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买了许多，孝敬宝玉”，但害怕惹起风波，所以又嘱咐宝玉“不可拿进园去，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对于《西厢记》和《牡丹亭》，叛逆者和卫道者的看法是完全对立的。林黛玉在行酒令中用了《西厢记》的“纱窗也没有红娘报”，和《牡丹亭》的“良辰美景奈何天”，薛宝钗就加以责备说，“好个千金小姐！好个不出屋门的女孩儿1满嘴里说的是件么？”薛宝琴十首《怀 132 ==========第137页========== 古诗》的后两首，明明讲的是西厢记》、《社丹亭》中的情节。薛宝钗却故意装做不知地说：“后二首却无考，我们也不大懂得，不如另做两首为是。”黛玉看穿了宝锻的用意，批评她太固执，太“矫揉造作”，说：“咱们虽不曾看这些外传，不知底里，难道咱们连两本戏也没见过不成？那三岁的孩子也知道，何况咱们！”连守妇道的楷模李纨也说：“说书唱戏，甚至于求的签上都有。老少男女，俗语口头，人人皆知皆说的”，留着无妨。 有的赞扬，有的贬抑；有的说是“邪书”，有的却说是好文章，在公开场合也加以引用。围绕着对《西厢记》和《牡丹亭》的评价，反映了大规园内维护封建正统思想与反对封建正统思想的斗争。而这正是当时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在《红楼梦》中的反映。 在小说、戏曲“向来是看作邪宗”①的情况下，曹雪芹公然以小说为武器参加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就已经表现出他的战斗精神。但是，曹雪芹的伟大，还不仅是因为他采用了小说这一种形式，也不仅是因为他写了两个叛逆者的爱情悲剧，更重要的是他以“堪与刀颖交寒光”的锋利之笔，通过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亡史，反映了封建末世的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和阶级 ①鲁迅：《徐愁庸作<打杂集>序》，《鲁迅全巢》人民文学出版社一 九七三年版第六卷，第291页。 133 ==========第138页========== 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及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形象的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史。《红楼梦》高度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以及二者的很好的结合，成为我国古典文学中的高峰。正如鲁迅所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①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孔孟之道是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传统思想。孔丘曾经说过“非礼勿视”，而这“礼”又非常之严，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历史上许许多多的文学家，对于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阶级社会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不但不敢正视，而且千方百计地加以粉饰，似乎一切都很圆满。有的虽也写出些缺陷，但最后结局还是大团圆。即使象我们前面讲到的具有反封建意义的优秀作品《西厢记》和《牡丹亭》，也不免落入了“大团圆”的俗套，冲淡了它反封建的社会意义。 曹雪芹的伟大，首先就在于他突破了孔孟之道的传统思想，“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②“按自己的事体情理”，把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生活，形象而生动地 ①《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 七年版第八卷，第350页。 ②同上。 134 ==========第139页========== 反映出来。 《红楼梦》卷首，曹雪芹曾郑重申明：“此书不敢干涉朝廷”，“虽有些指奸责佞（音宁ng。不正派的人），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①的确，《红楼梦》中有些地方，看起来是在“歌功颂德”，但是，亦往往在“歌功颂德”的同时，曹雪芹更有力地揭露了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 “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这在当时是需要最大勇气的。我们知道，清代“文字狱”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杀戮之惨，都是空前的。据不完全统计，康、雍、乾 三朝大小“文字狱”就多到一百余起。有的案件，牵连到几百甚至上千人。雍正四年(1726年)，礼部侍郎查嗣庭到江西主持考试，出了一个试题：“维民所止”。有人说他“维止”二字，是去掉“雍正”的头，“应照大逆罪凌迟处死”。虽已病死狱中，还要“戮尸枭（膏销i。砍头)示”。连他的兄弟子侄也遭迫害，有的被杀头，有的流放三千里外。因为他是浙江人，浙江乡试、会试也下诏停止。乾隆时，江西人王锡侯著了一部《字贯》，对《康熙字典》中的错误有所纠正，又在凡例中开列了清 ①《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第一回。 135 ==========第140页========== 代皇帝的“庙讳”和乾隆的名字。乾隆知道以后，赫然震怒，王锡侯及其子孙都被处以重刑，给《字贯》题诗、作序甚至原来负责处理这一案件的官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山西人王尔扬给别人作墓志，于“考”字上用了一个“皇”字。巡抚巴延三就奏报叛逆，将王尔扬逮捕下狱。因为“皇考”二字，不仅屈原的《离骚》用过，欧阳修的《泷（音双融ug)冈阡表》也用过。乾隆也感到说这是“叛逆”未免过分，虽然免于追究，这一场虚惊也就着实不小了。 在“文字狱”的影响下，当时的社会空气非常沉闷。人们不但不政淡政治，也不敢谈历史，至于写诗作文，颜忌就更多了。曹雪芹的好友敦敏曾写过一首《闻雁》，其中两句是：“我梦江南犹未得，汝归蓟北××为？”在《懋斋诗钞》手稿中，“蓟北”下面两字用墨涂掉了，如果用灯光透视，可以看出涂掉的是“究何”二字。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字涂掉昵？因为，北方是皇帝居住的地方，雁来有什么不可呢？你问雁来干什么？别人就要问你是何居心了。所以只好把七个字的诗句涂掉两个字了。他写的另一首《赠芹圃》，最后一句是“一醉程馥(音冒噪mao sao。本作氍耗，烦恼状)白眼斜”。然而手稿上原来却是“一醉瑁毱读楚些（音菱0ù。语未助词）”，后来贴上纸条改成了“白眼斜”，为什么要把“读楚些”改为136 ==========第141页========== “白眼斜”呢？因为，“白眼斜”是说他象晋朝的阮籍对他看不起的人以白跟相待，最多只能说他孤高傲世。“楚些”则指屈原的《招魂》，亦可指屈原的全部作品—一《楚词》，而《楚词》历来被认为是“伤时怨君”之作，如果说一个人喝醉了酒去读古人伤时怨君的作品，岂不大有问题！所以这句诗就非改不可了。一七六八年，即曹雪芹逝世四、五年后，清王朝的宗室永忠读了曹雪芹的《红楼梦》，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 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 颦颦宝玉两情痴，儿女闺房笑语私。 三寸柔毫能写尽，欲呼才鬼一中之， 都来眼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混沌一时七窍凿， 争教（即怎教）天不赋穷愁。 187 ==========第142页========== 在这三首诗的上端有他的叔父瑶华亲笔写的评语：“此三章诗极妙。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所谓“碍语”，并不象有人说的是“绮语”，而是“违碍之语”。也就是说，《红楼梦》的内容和当时的反动政治有抵触，作为清王朝宗室的瑶华，因恐《红楼梦》中有“碍语”，连看都不敢看，曹雪芹却以毕生的精力来创作它，究分表现了曹雪芹敢于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 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时曾经说过：“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①这个评价，完全适用于曹雪芹的《红楼梦》。《红楼梦》给予我们的是一部清代封建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的历史。尽管曹雪芹受到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思想上还有想补封建制度之天的幻想，他对君权也还有保留，对孔孟之道的批判也不彻底，特别是他对农民起义采取敌视的态度，更鲜明地表现了他的地主阶级的立场。 ①《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62、463页。 138 ==========第143页========== 但他通过典型的艺术形象，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我们从《红楼梦》中所学到的东西，也是“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的。《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杰作。曹雪芹的名字是可以列于世界伟大作家之林而毫无愧色的。 139 ==========第144页========== 《红楼梦》问题的论争说明了什么 《红楼梦》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形象的历史。它的问世，有如石破天惊，在意识形态领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曹雪芹生前，《红楼梦》就已有抄本流传，“脍炙人口”。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伟元、高鹗续成一百二十回本，先后两次印行，更扩大了《红楼梦》的影响。尽管封建统治阶级称之为“淫书”，焚书毁版，一再严禁。但是，《红楼梦》却冲破了统治阶级的重重禁令，在广大群众中流传开来。有人在谈到《红楼梦》流传的情况时说：“嘉庆初年，此书始盛行，嗣后遍于海内，家家喜阅，处处争购。”形成了“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的风气。研究《红楼梦》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称为“红学”。对《红楼梦》的评论，也成为各个阶级进行政治思想斗争的战场。鲁迅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官闱秘事”。①这一段话，十分准确地概括了从《红楼梦》问世直到“五四”之前各个阶级对于《红楼 ①《<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七卷，第419页。 140 ==========第145页========== 梦》的不同观点，反映了这一时期围绕着《红楼梦》进行的尖锐、激烈的斗争。 “五四”时期，由于革命的深入，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发生了分化。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派，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革命，竭力鼓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企图诱惑青年踱进研究室去“整理国故”。一九二一年，他抛出了《红楼梦考证》，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验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胡说什么《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深自忏悔”的“自叙传”，《红楼梦》的“旨义”是记叙述“闺友闺情”，是“写他家由富贵变成贫穷的情形”，“《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红楼梦》的真正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等等。俞平伯是胡适的狂热追随者，据他自己说，在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之前，他对《红楼梦》“还没有系统的研究的兴味”，他研究《红楼梦》是受到了胡适“研究的意兴”的“感染”。他的《红楼梦辨》和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完全走着同一的道路。他说：“《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是“情场忏悔而作的”，“是为 十二钗作本传的”，“《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的文学一诗、词、曲一在一个平面上”，“其用亦不过破闷醒目，避世消愁而已。故《红楼梦》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 141 ==========第146页========== 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看！在他们的笔下，《红楼梦》丰富的历史内容，深刻的社会意义，都被一笔勾销了。 正当胡适、俞平伯之流欣喜若狂，欢呼“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的时候，鲁迅就和他们进行了针 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二一年，鲁迅在《阿Q正传》的 《序》里，就曾辛辣地讽刺了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流“穿凿”“附会”的“考”“辨”之道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鲁迅都明确指出曹雪芹的生活与《红楼梦》的关系。他说：“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零）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①又说：“雪芹自己的境遇，很和书中所叙相合。”②一方面肯定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是以自已的家庭身世为素材，同时也指出《红楼梦》并不等于作者的“自叙传”。“《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③它不是自然主义的作品，而是反映了现实生活规律的典型。到了一九三六年，当鲁迅已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对“自传说”的批判就更为深刻。他说：“纵使谁整个的 ①《中国小说史降》，《鲁迅全集》人民女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第 九卷，第386页。 ②《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 七年版第八卷，第350页。 ③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第一卷，第220页。 142 ==========第147页========== 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霜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①在这里，鲁迅明确地指出贾宝玉是一个艺术的典型。贾宝玉的模特儿虽然是曹雪芹，但曹雪芹并不就等于贾宝玉。对于《红楼梦》的成就，鲁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自从十 八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③鲁迅与“新红学派”针锋相对的斗争，正是当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反映。 ①<出关>的关》，《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第六卷，第523页。 ②《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 七年版第八卷，第350页。 ③《<草鞋脚>小引》，《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第六卷，第27页。 143 ==========第148页==========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新的形势下激烈地进行。在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下，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改头换面，易名《红楼梦研究》，于一九五○年出版，而《文艺报》的“新书刊介绍”专栏竟然狂热吹捧，说什么“《红楼梦研究》一书，做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俞平伯还大写文章，继续贩卖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黑货。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向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一九五一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电影《武川传》的批判；一九五四年十月，又亲自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在这一光辉文件中，毛主席严肃指出：党内某些搞修正主义的“大人物”，“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彩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 144 ==========第149页========== 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毛主席还着重指出：“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① 毛主席的信，是批判资产阶级的号召书，也是向党内修正主义路线开火的动员令。在毛主席光辉指示的照耀下，一个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适派唯心主义的斗争，在哲学、历史、文学各个领域里全面展开了。这场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进行。 “新红学”受到了批判，但斗争并没有结束。由于国标上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红楼梦》的研究没有能够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在曹雪芹的笔下，·爱情只是掩盖政治斗争的“假语村言”，而一些《红楼梦》的研究者，却极力渲染《红楼梦》中的爱情因素，甚至把它说成是《红楼梦》的主题，从而不同程度地陷进了新、旧“红学”把《红楼梦》歪曲成“爱情小说”的泥潭。特别是在帝、修、反反华大合唱甚嚣尘上的时候，曾经遭到批判的“新红学”又卷土重来。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中，报刊上 ①原载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月《人民日报》。 145 ==========第150页========== 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上百万字的有关曹雪芹卒年、祖宗、大观园地址的考据文章。一九六四年八月，俞平伯又抛出了《<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继续宣扬胡适派的唯心论。 “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①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反动家伙，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以孔孟之道作为反动的思想武器；同时，还要他的死党从《红楼梦》里去“找权术”。他们对贾政、贾雨村等反动没落阶级代表人物的命运无限同情，并从他们的失败中总结教训，什么“防自倒旗帜”，什么“天马行空，勿太密，亲则疏”；而王熙凤、薛宝钗等在他们眼里公然成为“正面人物”，要学习她们“克己复礼”的反动思想和窃取“权力”的阴谋手段。什么“大智若愚”，什么“忍”和“狠”等等，全被他们收集起来当作法宝。但是，一切反动派都不可能扭转历史的车轮。王熙凤、薛宝钗支撑不了贾府这座将倾的“大厦”；林彪这匹“独往独来”、安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天马”，也终于“折戟沉沙”，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①转引自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146 ==========第151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工农兵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为《红楼梦》研究开创了新的局面。 两百多年来围绕着《红楼梦》进行的斗争，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社会内容和历史特点，但是，归根结底，都是一定时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为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彻底批判地主资产阶级对《红楼梦》的种种歪曲，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欧。 147 ==========第152页========== 《学点历史》丛书 《红楼梦》与清代封建社会 施达青 ==========第153页========== 礼： 人天女版社 w ==========第154页========== ==========第155页========== 《学点历史分从书《红楼梦》与清代封建社会 施达青 人XR做社出版张孝专屋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787×1092毫米32开本4.75印张74,000字1976年4月第1版1976年4月北京第1炎印副书号11001·301定价0.29元 大 ·出版说明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重视学习历史，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不要时新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因的昨天和前天。 ==========第156页========== 学习历史，研究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要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现实斗争服务，为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服务。《学点历史》丛书，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而出版的一套历史普及读物，根据当前学习的需要，将分册出版。 ==========第157页========== 目 录 : ==========第158页========== 封建末世的回光返照 4 从是家织造谈起 21 贾府的豪华生活是从那里来的 35 为什么贾府收租那样难 50 大观园内外不平静 62 四大家族兴衰的背后 74 “护官符”的秘密 91 孔孟之道的叛逆者………101“饵名钓禄”的“敲门砖”… ………116 文化禁锢何足畏… …127 《红楼梦》问题的论争说明了什么…140 ==========第159页========== ==========第160页========== 十八世纪中叶，在中国文坛上诞生了一部思想性最强、艺术性最高、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古典小说。这就是举世知名的《红楼梦》。 《红楼梦》是一部什么书？二百多年来，地主资产阶级的“红学家”，都在一个“情”字上大做文章。有的说，《红楼梦》是写“艳情”；有的说，是“记述”“闺友国情”；有的则说，是“情场忏悔”。在他们的笔下，《红楼梦》竟然成为一部谈情说爱的小说了。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曹雪芹呕心沥血地进行写作，难道真是为了“谈情”吗？《红楼梦》第一回，曹雪芹就严肃批判了“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干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的“才子佳人”作品，表示了对这类作品的深恶痛绝。难道他的创作和他的主张自相矛盾吗？ ==========第161页==========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看来，地主资产阶级的“红学家”们对《红楼梦》的种种歪曲，早已在这位伟大作家的意料之中了。 1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①如果我们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研究《红楼梦》，就可以看出它不是“谈情”面是“谈政”，它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所谓“谈 ==========第162页========== 情”，只不过是一种掩护而已。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杜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②曹雪芹虽然郑重申明，《红楼梦》一书，“无朝代年纪可考”。但它却不能不是封建“末世”社会生活的反映。 《红楼梦》中，有两个由作者精心安排的人物：一个叫甄士隐，一个叫贾雨村。甄士隐就是“将真事隐去”；贾雨村就是“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这种“敷演”，并不是凭空虚构。“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既要“将真事隐去”，又要不“失其真”。这就是说，由于当时封建势力的压迫，作者不能直言政治，只得将真事隐去，而运用艺术手法，借假语村言来把封建社会濒于崩溃时期的尖锐 《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下同） ==========第163页========== ①《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下再）第二卷，第587页。 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横排版（下同），第817页。 2 复杂的政治斗争揭示出来。写儿女之情是现象，·写政治斗争才是它的实质。因此，把《红楼梦》和清代封建社会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对于我们了解《红楼梦》的丰富的历史内容和深刻的社会意义是十分有益的。 ==========第164页========== ==========第165页========== 3 封建未世的回光返照 ==========第166页==========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生于清朝康熙末年，①卒于乾隆二十八年(1764年)除夕。他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近半个世纪之久。这一时期，正是清朝社会经济发展繁荣，封建统治相对稳定的所谓“康乾盛世”。 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以李自成为首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腐朽的明潮统治者，建立了大顺政权。在明朝大官僚大地主吴三桂的勾引下，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满族贵族统治者，乘机领兵进入关内，镇压了明未农民大起义，在北京建立了封建的专制主义的清政权。在满汉地主阶级共同镇压农民起义、镇压群众性的抗清斗争过程中，社会经济曾遭到严重的破坏，明朝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工商业城市惨遭洗劫。康熙年间，社会经济才逐渐恢复，并有所发展。乾隆初年，在 ==========第167页========== 各族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下，社会经济出现了异常繁 ①关于曹雾芹的生年，历来有不同意见。我们同意生于康熙末年的说法。 4 荣的景象。 农业是封建社会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因此，耕地面积的升降，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标志之一。明末农民大起义前夕的天启年间(1621-1627年)，全国的耕地面积共有七百四十三万九千多顷，经、 ==========第168页========== 过明清之际统治阶级的破坏，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只剩下五百四十九万三千五百多顷，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雍正二年(1724年)，即曹雪芹诞生后数年，经过了八十余年的恢复，耕地面积上升为六百八十三万 七千九百一十四顷，曹雪芹死后不久，即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再增为七百四十一万四千四百九十五顷，已经接近明末耕地的最高数字了。 人口数字的增减，也是衡量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 一个重要因素。明末天启三年(1623年)，全国人口总数有五千一百六十五万多人。经过明清之际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屠杀，以及繁重的赋税徭役和严重的自然灾害，迫使广大农民逃亡。顺治十七年(1660年)，户口册上只剩下一千九百零八万七干五百七十二人，减少了五分之三以上。康熙五十年(1711年)，即曹 ==========第169页========== 雪芹出生之前几年，增加到二千四百六十多万人，但还没有恢复到明未人口的一半。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统治者实行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办法，把 5 人丁税固定下来不再增加。雍正元年（1723年)，又进 一步实行“摊丁入亩”（又称“丁随地起”）的办法，把应征的人口税，分摊在土地税内，按亩征收。这种赋税制度的改革，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乾隆六年(1741年)，即曹雪芹开始写《红楼梦》这部伟大 ==========第170页========== 的现实主义作品前后，人口突然激增到一亿四千三百 四十一万多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正是高鹗完成《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前后，全国人口再次增加到三亿零一百四十八万多人，大大超过了我国历史上任何 一个朝代的最高纪录。 这些土地和人口的数字，都是从清朝官方档案和私人著作里记录下来的，一定很不精确，隐瞒和遗漏之处必定不少。但是，它无可置疑地反映了从清初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的衰微破败景象，到雍正、乾隆时期社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总趋势。 随着耕地面积和人口的增加，社会经济的恢复，社会分工不断扩大，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城市也随之日益繁荣起来。就与《红楼梦》有关的扬州、苏州、江宁、北京四大城市来看，到雍正、乾隆年间，不仅恢复了明代 ==========第171页========== 的盛况，面且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有自己特点的工商业城市了。 、扬州是一个以盐业著称的商业城市。康熙年间， 6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及其祖舅李煦分别担任江宁和苏州织造，又轮流兼任准扬盐政要职多年。经康熙特许，每年从盐政额外收入中拿出一百万两左右的银子，来弥补织造的亏空。曹、李两家也由此而发了大财。曹家在扬州曾有过大批的财产。曹雪芹的好友敦诚在《寄怀曹雪芹》一诗中，有“扬州旧梦久已觉”的诗句。可见曹 ==========第172页========== 曹雪芹》-一诗中，有“扬州旧梦久已觉”的诗句。可见曹雪芹幼年时，曾在扬州住过。 淮扬地区，地处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东近大海，西濒运河，方圆数百里之内，河湖纵横，水陆交通方便，渔业盐业都很发达。扬州城，在清代前期，是我国中部各省食盐供应基地，也是东南各省漕粮北运，船帮必经的咽喉要道。 扬州的盐税，对清政府财政收入关系十分重大，“损益盈虚，动关国计”。乾隆年间，两准每年的赋税，相当于全国商业总税收的一半。因此，清统治者，对扬州盐务一向十分重视。为了牢牢地控制食盐的产销，便于征收盐税，增加国库收入，自清初以来，即在扬州设立两准盐运使，选派内务府中的亲信充任此项要职。《红楼梦》第二回，就提到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乃是前 ==========第173页========== 《红楼梦》第二回，就提到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乃是前科探花，今软点为维扬（扬州）地方巡盐御史。 清初扬州的盐政制度，系沿袭明代的“纲法”而稍 ·加修改制定的。所谓“纲法”，就是根据盐的年产量和行 7 销量而制定出“纲册”，然后再招商领“引”（扬州每引官定三百七十斤)。盐商按引每年向国家交纳盐税，因而官盐又称“引盐”。淮扬地区的“引盐”，远销安徽、河南、湖南、湖北等长江中上游各地。盐商们多雇佣私商 ==========第174页========== “船帮”，或通过官方船只，由长江逆流而上，运往各地销售。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十二月，曹寅向皇帝报告，他和李煦所造的江船及内河船只，在本年内可以完工，就是指的这种运盐船。 盐的利润很高，据乾隆年间统计，在扬州产地每斤值钱十文，再加上税银七文，每斤成本至多不过十七文。而转运到汉口等地以后，一斤盐卖“五六十文不等”，利润高达两三倍以上。在盐商们暴利盘剥之下，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劳动人民，由于生活的贫困买不起盐吃，只好“积日累旬，坚忍淡食”。这些富商大贾，通过种种残酷的剥削手段，积累了雄厚的资本。扬州盐商，到雍正、乾隆时期，已经成了囤积居奇，垄断专利的全国最大的商业资本之一。上自清朝皇帝，下至官僚地主和盐商们，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康熙年间，刑部 ==========第175页========== 尚书徐乾学曾把贪污来的十万两银子交给扬州大盐商项景元从事投机贸易活动；而当时作为巡盐御史的曹寅和盐商项景元的关系，也是非同一般的。康熙四十 四年（1705年)，康熙皇帝玄烨南巡到扬州时，在曹寅 8 的引见下，破格接见了盐商项景元。当请政府在财政上有了困难时，扬州大盐商也总是给予大力支持的。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清政府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两淮盐商江广达，“情愿公捐 ==========第176页========== 银二百万两，以备犒赏”。嘉庆年间，清政府因镇压、楚、陕白莲教农民起义，极感军饷匮乏，扬州盐商鲍漱芳测积极向清政府“输饷”，因此，清政府赏了他一个盐运使的头衔。清政府治河经费不足时，盐商们“集众输银三百万两，以佐工需”。乾隆十八年(1753年)，乾隆皇帝弘历南巡时，扬州盐商捐了二十万两银子修建临江等处行宫。据说，乾隆到了扬州，去“大虹园”游览，指着一个景色秀丽的去处，对他的随从们说：“这里多象北京北海的琼岛春阴呀！可借缺少个白塔”1扬州盐商总纲江某，为了讨好皇帝，仅索取白塔的图样，就拿出一万两银子来贿赂皇帝的侍臣，“鹅（音纠。聚集）工庀（音痞pi。备）材，一夜而成”。连乾隆看了也惊叹“盐商之财力伟哉！”以上事实，可见清政府与扬州盐商之间，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相互利用、相互支持的。 ==========第177页========== 这些大盐商们，在皇帝和官僚的纵容下，对劳动人民肆意盘剥，一个个变成百万富翁，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他们“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音牌攸paiyou。阳社会称演戏的人）伎（音技。女乐） 9 、乐，恒舞酣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各地盐商都是如此，而准扬盐商更甚。乾隆也说：“扬州盐商，…拥有厚资，其居室园囿（音右y。养动物的园子)，无不华丽崇焕”。扬州这个自隋唐以来就十 ==========第178页========== 分繁华的城市，到了十七、八世纪的清代，由于盐业与漕运的发展，与之有关的其他商业，也日益发展起来。如供应富商大贾、达官贵人衣着的绸缎铺，多集中在多子街（又名缎子街）。绸缎的品种有八团、大洋莲、拱壁兰等；在颜色方面，有蓝、硃、墨、库灰、泥金黄、高粱红、樱桃红等。特别是供有闲阶级消遣之用的酒楼茶肆，更是十分繁盛。茶馆多集中在北门桥一带，有扬州茶肆“甲于天下”之称。酒楼则集中在虹桥附近，酒馆里摆满了通州雪酒、泰州枯酒、陈老枯酒、高邮木瓜酒、 五加皮酒、宝应乔家白酒、绍兴老酒、高粱烧酒等南北名品。康熙年间，孔尚任对扬州的繁盛情况，有过这样的描述：“东南繁华扬州起，水陆物力盛罗绮。朱桔黄·橙香者橼（音缘yú如。香橼，水果名），蔗仙糖狮如茨比（音辞匕cbǐ，形容物品很多，象用茅草盖房一样的密集)。一客已开 ==========第179页========== 十丈筵，客客对列成肆市”。在这些大官僚、大商人花天酒地、一掷千金的生活背后，不知挥霍着多少芳动人民的膏血。 苏州也是我国明清以来工商业最发展的城市之 10 一，是著名的丝绸城市。曹寅曾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到三十二年(1693年)，在苏州担任织造，随后又由其妻兄李煦继任多年。因而曹雪芹对苏州城的繁荣情况也是十分了解的。他在《红楼梦》第一回，就 ==========第180页========== 写到“这东南有个姑苏城，城中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由于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苏州城在明清之际，已经是东西五里，南北七里，周围四十五里的大城市了。到了乾隆年间，仅苏州城里，就拥有十万户居民，如果每户以五口计算，全城不下五十万人口，成为我国东南的 一个大都会。 苏州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特别是“控三江，跨 五湖而通海”，水陆交通十分发达。在乾隆初年，“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其繁华超过了京都。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苏州院画家徐扬所画《盛世滋生图》上，可以看出苏州工商业繁荣的盛况。画面上共画有二百三十余家有市招的店铺，共有五十多个行业。从商品的种类来看，除了本乡 ==========第181页========== 铺，共有五十多个行业。从商品的种类来看，除了本乡本：的产品外，还有四川、广东、云南、贵州、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山东等九省著名的特产。如山东茧绸、濮院宁绸、汉府八丝、崇明大布、松江标布、京芜（南京、光湖)梭布、金华火腿、宁波淡鲞（晋响x道如g。剖开晾干的 11 鱼)、南京板鸭以及川、广、云、贵杂货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红楼梦》第十六回，谈到贾元春省亲，贾府修建大观园，特派贾蔷到苏州请教习，采买女孩子，并置办乐器行头等事。第六十七回，也谈到薛蟠从江南回 ==========第182页========== 办乐器行头等事。第六十七回，也谈到薛蟠从江南回来，带了两箱子苏州的土特产，其中有“笔、墨、纸、砚，各色笺纸，香袋、香珠、扇子、扇坠、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丘带来的自行人，酒令儿，水银灌的打金斗小小子，沙子灯，一出一出的泥人儿的戏”等，来分送给贾府的太太、小姐们。 清代前期，由于海外交通十分方便，我国出产的传统商品如丝绸、茶叶、瓷器等大量出口。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仅苏州一地，每年制造出海贸易的船只多至千余”，每十只海船的造价“须数万金”。《红楼梦》第十六回，赵嬷嬷说：“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船”，就是指制造这种出海贸易的船。 随着中国商品的大量出口，也必然伴随着世界各地洋货的大量输入。所以，到乾隆时，苏州城“山海所 ==========第183页========== 产之珍奇，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骈肩辐辏（音福凑fcu。形容人或物聚集象车辐集中于轴心)”。我们在徐扬的《盛世滋生图》上，还看到有两家悬挂“洋货行”市招的店铺。由于苏州洋货业的发展，嘉庆中期，在梵门里肖家园，成立了“咏勤公所”。我们 12 在《红楼梦》中，也看到了贾府有不少洋货，如洋烟、西洋珐琅、洋布、洋漆、西洋自行船、西洋葡萄酒、暹罗猪、茜香国大红汗巾、金表、自鸣钟、俄罗斯雀金呢氅衣、波 ==========第184页========== 斯国的玩器等都是。凤姐曾夸耀说：“我爷爷专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薛宝钗的堂妹薛宝琴也说过：“我八岁的时节，跟我父亲到西海沿上买洋货”。 由于国内外商品贸易繁盛，苏州城市人口激增，于是出现了市区向城郊扩展的现象。阊门外南濠之黄家巷，明朝时“尚系近城旷地，烟户甚稀”；到了清朝，“生齿日繁，人物殷富，闾阎（音驴延ayd如。里巷和里巷的门）且千，鳞次栉比”。南濠在明末时，“货物寥寥”，并不是一个热闹的地区，到清初以后，这里逐渐“人居稠密，五方杂处”，达到了“地值寸金”的地步。苏州的盘门（西南门)、葑门（东门），在乾隆初年，还不甚繁华，有人把很华丽的房子“减价求售”，没有人购买，到了乾隆末年， ==========第185页========== 这些地方，已经是“万家烟火”，象那样的好房子，已是“求之不得”了。 江宁又名金陵（即现在的南京），在历史上很早就发展成为我国著名的丝织业中心。清朝初年，丝织业更加发展，乾隆、嘉庆年间，全城约有三万余张织机。 13 清统治者为了搜括缎匹以供潮廷及各级官僚地主的需要，在此设立织造衙门，以达到控制丝织业之目的。曹雪芹的曾祖曹玺、祖父曹寅、伯父曹颗（音喁y6如g),父亲 ==========第186页========== 曹颍（府）三代四人任江宁织造达六十余年之久。曹雪芹出生在江宁，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在《红楼梦》一书中，多次提到四大家族的原籍是金陵。曹雪芹的好友敦敏在《赠芹圃》等诗中，有“秦淮旧梦人犹在”，“秦淮风月忆繁华”的诗句。可见，江宁的发展、繁荣是给曹雪芹留下了深刻印象的。 江宁丝织业十分发达，在某些方面已超过了苏州、杭州，所产的丝织品名目很多，有绸、缎、纱、绢、罗、翦绒等品种。缎又分为头号、二号、三号、八丝、冒头等名称。因是向朝廷“入贡之品，出自汉府”，故名“汉府八丝”，或称“贡缎”。 江宁所产的绸缎，质地优良，享有“江绸贡缎之名甲天下”的荣誉。由于交通的发达，北到京师，东北到辽沈，西北到山西、陕西、甘肃、新疆，西南到四川、贵 ==========第187页========== 州、云南以及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河南、安微、山东等省，几乎行销全国，成为官僚地主的生活必需品。这些达官贵人做衣帽、靴履，都讲究用江绸贡缎，否则就会被人议论讥笑。 江宁丝织业的发展，作为“织户之附庸”的其他一14 些工商业，在乾、嘉年间也相应地发展起来。如绸缎的包装行业，以及与包装有关的纸坊，其他如机店、梭店，篾（音扣kòu。旧式织布机上用竹子做成的一种机件）店、雙（音阅 ==========第188页========== uè籰子，络丝纱等的工具)子绺（音柳）梭竹器店、范子行、挑花行、拽（音叶yè，拉）花行、边线行、染行等工商业都 十分发达。据记载，雍正年间，江宁“五方杂处，街市宽阔，巷道四通八达”。每到夜间，“一更二更，街市灯火不断，正买卖吃食之时”。在秦淮河上，“客船游船，往来不断”。乾隆年间，江宁的利涉、武定两桥之间，茶馆酒店，东西林立。吴敬梓所著的《儒林外史》，在描写江宁的繁华时也指出：“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显然，江宁已经发展成为江南工商业的中心城市了。 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它曾经作为金、元、明、清四个朝代的京都达八百年之久。清朝前期，北京不仅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我国北方商业贸易的著名 ==========第189页========== 城市。曹雪芹的家庭，自雍正五年(1727年)被抄家之后，由江南迁回北京，一直到乾隆二十八、九年曹雪芹死后为止，他在北京度过了大半生，过着穷愁潦倒的生活。他的《红楼梦》就是在北京西郊写成的。 清朝前期，北京的交通已经十分方便，初步形成了 15 四通八达、伸向全国各地的水陆交通网，这给北京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林黛玉的母亲病死扬州，她跟随贾雨村乘船顺运粮河北上京都，到外祖母家 ==========第190页========== 寄养。弃舟登岸，上轿进城，只见“其街市之繁华，人烟之阜盛，自非别处可比”，北京工商业之繁盛，可见一斑。北京最繁华的地区并不在达官贵人聚集的内城，而是在宣武、正阳、崇文三门以外。那些富商大贾，拥有成千累万的资本，在三门以外经营工商业。到乾隆时期，大栅栏一带，已经形成了商店林立，市招繁多，小商摊贩，蜂攒蚁聚，酒楼茶肆，鳞次栉比的热闹去处。北京的工商业，几乎完全掌握在行帮商人手里，特别是掌握在宁波帮、胶东帮、广东帮、徽州帮、山西帮商人手里。这些行帮商人，企图保持市场的垄断，防止外乡、外行商人竞争，纷纷为开会、存货、订立行规、统一度量衡而设立商人会馆。据记载，乾隆时，“各省争建会馆，甚至大县亦建一馆”，以致引起三门以外地基房价的直线上涨。随着北京工商业的发展，北京工商业 ==========第191页========== 会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到鸦片战争前夕，北京货行会馆之多，十百倍于天下各外省；而正阳、崇文、宣武 三门外，货行会馆之多，又十百倍于京师各门外。为了适应剥削阶级的需要，北京工商业走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北京最发展的手工业，要算珐琅、玉 16 器、雕漆、氆氇（音普鲁pu。一种毛织品）等高级奢侈品。在《红楼梦》里，我]就可以看到那些作为摆设的珐琅和濉漆。在锦衣军府查抄宁国府的清单中，就有大量的 ==========第192页========== 玉佛、玉缸、玉碗、氆氇等珍贵的高级奢侈品。与此相反，和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手工业产品，当地却很少生产，绝大多数仰赖全国各地运来北京。如土布来自山东和河北高阳，纸张来自安徽、福建、江西，烟叶来自关东和河北易县。因此，在乾、嘉时期，北京并不是一个生产的城市，而是一个消费的城市。北京的商业比手工业发达；专供统治阶级消费的手工业比劳动人民需要的手工业兴旺。 由于北京是一个消费城市，高利贷行业非常活跃。高利贷是一种“生息资本”。一些贵族、官僚、地主、商人，以银钱作资本，“放印子钱，重利盘剥”。康熙的第九子允禟，通过家人毛太，大放高利贷。当他被抄家时，搜出借券八十余张，放债银十余万两。《红楼梦》中的贾府，就是高利贷者。贾府被抄家时抄出的一箱 ==========第193页========== 子借票，就是他们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罪证。康熙年间，北京的钱庄银号，在“正阳门左右列肆而居”。这些高利贷者，“操奇赢，权子母，以博三倍之利”。高利贷的利息是很高的。“七扣八扣，辗转盘剥”。乾隆四十八年，有个叫张有蕴的，因从北京去山西“路费无措”，向 17 马廷襞借得“四扣三分利银”七百两，实际拿到手的只有二百八十两。 :典当业是一种用物品作抵押的高利贷行业。尽管 ==========第194页========== 清政府规定“典当财物，每月取利，不得过三分”，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副都御史许三礼，就弹劾过徐乾学开当铺“违禁取利”。一般说来，抵押物的价值越小，取赎的时间越短，利息也越高。换苦之，劳动人民越穷，受当铺的剥削也越重。据乾隆 九年（1744年)的统计，北京城内外，“大小当铺共六 七百座”。嘉庆八年(1803年)，在前门外成立了当业会馆一公合堂。这些当铺多和官府勾结，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康熙时，刑部尚书徐乾学，曾把本银十万两交给布商陈天石，在前门外大蒋家胡同开当铺。乾隆末年的大学士和绅也在北京开了当铺七十五座。《红楼梦》里的“百万皇商”薛家，也把替皇宫“采办杂料”，从“内帑”（膏躺tǎg。内帑，国库）领来的“钱粮”，挪用来在北京开了许多当辅。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薛蟠的堂弟 ==========第195页========== 薛蝌的未婚妻邢蛐烟，因家里贫穷，“把棉衣服叫人当了几吊钱”，做“盘缠”，恰好是当在薛家在鼓楼西大街开的“恒舒当”里。 我们上面谈的只是与《红楼梦》有关的四大城市，此外如杭州、汉口、广州、佛山等地，在清代前期也已经 18 是商品经济相当发展的工商业城市了。 马克思说：“商人资本的发展就它本身来说，还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 ==========第196页========== 渡。”①事实证明，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发生和发展，在我国历史上很早以前就出现了，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早期的城市。到了封建社会，城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到了封建社会即将垮台的清朝前期，商品经济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城市也相应地获得了更高的发展。但是这时的城市仍然是封建性的城市，中国仍然停留在封建社会阶段。 斯大林指出：“商业资本在中国农村中是和封建主的统治、和地主的统治独特地结合着的，它从地主那里袭用了中世纪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方法。”又说：中国农村里的商业资本，“从农民身上榨取脂膏并不亚于任何封建主”。②中国的封建城市是封建社会的统治中心，商人和高利贷者居住在城市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往往和官僚地主相互勾结，形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 ==========第197页========== 统治集团，来共同残酷地压迫、剥削城乡芳动人民，使劳动人民陷于极端贫困的境地。因此，尽管城市是异常繁荣的，但广大的农村，却是长期处于落后和停滞不 ① 《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下同）第三卷，第366页。 ② 《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218页。 19 前的状态。 中国的封建城市在政治上统治农村，在经济上剥削农村，居住在城市里的皇室贵族、官僚、地主、商人、 ==========第198页========== 高利贷者，把直接或间接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来的大量金钱，用来大量购买土地，并过着穷奢极侈的豪华的寄生生活。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使得封建统治阶级对货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恩格斯指出：“货币重新成为普遍的交换手段，因而货币量大大增加。贵族没有货币也不行了。”“货币已经把封建制度破坏和从内部侵蚀到何等程度”。①因此，所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封建社会濒于垮台的回光返照而已。 ==========第199页========== ①《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一卷，第450页。 20 从皇家织造谈起 ==========第200页========== 从皇家织造谈起 清初以来，统治阶级为了搜刮缎匹，专门监造皇室的衣饰服用，在以丝织品闻名于世的江南苏州、江宁、杭州三府，分别设立织造衙门。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控制江南一带的丝织业，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宫廷、贵族和封建官府奢侈浪费的生活享受。 曹雪芹的家和江南的丝织业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康熙二年(1663年)，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便当了江宁织造，一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他死时为止。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出任苏州织造，继而任江宁织造。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曹寅病死，江宁织造由曹寅的儿子、曹雪芹的伯父曹颗继 ==========第201页========== 任。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曹颗病死，曹雪芹的父亲曹颍又继任了此职。不但曹家以织造世家而闻名于当时的贵族社会，而且他们的亲戚李煦、孙文成，也都由于曹寅的推荐而分别担任过苏州和杭州织造多年。由此可见，在康熙年间，曹氏家族与江南丝织业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曹雪芹生长在这样一个富贵显赫的织造世 21 家里，他对江南的丝织业是很熟悉的。 织造衙门设织造-一人，专管绸缎的制造和供应事 ==========第202页========== 宜，多由内务府的郎中或员外郎选派充任。织造一职无常品，官职不大，但与地方官是上级或平级的关系。清政府规定：“织造系钦差之员，与地方官虽无统属，论其体制，不特地方交涉事件，各官不得牵制，即平时往来文移，亦不容以藐视”。按清朝惯例，凡外任官员，除督抚可以向皇帝直接上奏折外，布政使、按察使要上奏章时，一般要通过督抚转奏。但是，织造不但可以向皇帝上奏，甚至还可以向皇帝递密札，直接联系。织造除了负有经济上的使命而外，还有政治任务。诸如监视江南一带劳动人民和汉族官僚的活动，报告江南一带的吏治民情，对汉族知识分子中具有反清思想的人做争取工作等等。织造衙门实际上成了执行皇帝秘密使命的侦察机构。 清朝统治者设立织造衙门，经济上在于供应宫廷 ==========第203页========== 的衣饰和赏赐臣下所用的绸缎。这两种丝织品，因对象不同，要求各异，在规格、图案、质量上都有所差别。《红楼梦》第四十回，潇湘馆换窗纱，引起了凤姐的一段议论。她说：“这个薄片子还说是内造上用呢，竟连这个宫用的也比不上啊。”第五十六回，江南甄府进京朝贺，派人给贾府“送礼请安”，在那份礼单上，就有：“上用” 22 各种缎、纱、䌷（同绸）共四十八匹，“官用”各种缎、纱、维、绫共二十四匹。·①这两处所说的“上用”和“官用”，就是指织造衙门的这两项任务。 ==========第204页========== 就是指织造衙门的这两项任务。 这些缎匹大部分是在织造衙门直接督监管理下进行生产的，即所谓“设机织造”或“设机募匠”。随着统治阶级生活的日益腐化，.绸缎的需要量大大增加。如顺治八年(1651年)举行一次亲政礼，就赏赐了几千匹绸缎；皇太后加一次徽号，又赏赐了几千匹绸缎。这样，朝廷和官府需要量大大超过了织造局的生产能力，从而出现了“缺机”（即缺少织机）的情况。织造衙门就采用掠夺民间机户的办法，“召募机匠”，来弥补出现的亏空。其具体办法是：织造衙门把生丝散发给民间机户，民间机户根据要求按规格织成绸缎，织造衙门再按匹结算，给予报酬。本来民间机户每张织机每年的费用约需一百二十金，但机户“名隶官籍”以后，织造局只能发给一半的价钱，因此机户每张机每年要赔补 ==========第205页========== 六十金。这实际是对民间机户的剥削。康熙六年(1667年)，苏州织造局缺机一百七十张，民间机户害怕赔累，都想方设法逃避承担。苏州丝织业行会行头王斗山等，则提出由民间机户平均负担的所谓“均机之议”。 ①按现通行本为“宫用”，此处据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 23 原议定有织机二十张的机户，须派官机一张，后来因王斗山接受贿賂，推翻了原来的决议，改为民机九张，即派官机一张。因而“遍处搜刮，科敛津贴，借端勒索，假 ==========第206页========== 派官机一张。因而“遍处搜刮，科敛津贴，借端勒索，假公济私，城乡大扰”，对民间机户危害甚大，严重地影响了民营丝织业的发展。 苏州、杭州等地，还有一种佥（同签）派殷实机户充当堂长管事的徭役。充当堂长管事的机户，负责替织造局收购和发放生丝，监督民间机户生产，负责往北京解送缎匹，实际上是织造局与民间机户之间的中间承包人。这一繁重的徭役，有的一县达数十名之多，它对民间机户的危害甚大。“一人充当，赔累数百金以至数千金，不至赤贫不止”。致使机户破产，机匠失业。顺治十年(1653年)，刑科给事中（官名)袁懋功、刘余漠等替机户先后题奏，请求停止这种徭役，并向清廷建议，以后再有“佥报投充机户堂长管事等议，速行停止”。 ==========第207页========== 清初以来，为了控制民间丝织业的发展，还对江宁民间机户的织机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规定每一机户织机不得过一百张，超过部分，一张要纳金五十两，并须向织造衙门请求，经过批谁，发给“文凭”后，才敢开机织造。其目的，就是防止民间机户之间的相互竞争和兼并，实际上阻挠了民间机户的发展。 24 清统治者对江南民间机户采取的上述种种措施，说明了织造衙门的设置，对江南丝织业的发展，起了严 ==========第208页========== 重的阻碍作用。此外，在江南地区，有些封建官僚地主分子和官府衙役，对民间机户也想方设法进行敲诈勒索。如康熙年间，吴江县地主假借种种名义，“私税䌷匹”；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一些封建官府衙役，也对丝织业进行了“需索扰累”。这些，都不利于江南丝织业的发展。 尽管行将灭亡的清朝统治者，千方百计地限制丝织业的发展，但是，“生活中新产生的、一天天成长的东西是不可克服的，要阻止它的前进是不可能的”。①因此，江南各地的丝织业，在封建统治阶级和民间机户之间的控制和反控制，摧残和反摧残的激烈斗争中，仍然不断地向前发展。 康熙年间，曹寅担任江宁织造时，在民间机户的强烈要求下，曹寅曾向清廷上奏，取消了每户不得超过一 ==========第209页========== 百张织机的限制，免除了税额，得到机户]的“感颂”，在雨花台为他修建“曹公祠”。曹寅的妻兄李煦，在任苏州织造期间，对丝织业也做了点好事。据记载：“织造李煦，莅苏三十余年”，“工匠经纪，均沾其惠”，“吴民 ①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275页。 25 深感公之德”，称他为“李佛”。那位禁止吴江地主“私税䌷匹”的江苏巡抚吴存礼，吴江机户也为他建了“吴中丞祠”，以速不忘。 当然，曹寅、李煦、吴存礼等，在主观上并不是想发 ==========第210页========== 展江南丝织业，更不是代表机户的利益来替机户说话。曹寅就说过：“奏免易，他日思复则难，慎勿悔也”。他代表谁在说话，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是很清楚的。但是，他们的行动和措施，客观上有利于江南丝织业的发展。所以，到乾、嘉年间，在广大机匠的辛勤劳动下，杭州“东城，机杼之声，比户相闻”。“机坊机匠，未有若此之盛者”，“东北隅，数万千家之男女，俱需此为衣食之谋”。在苏州，“东城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如有名的石恒茂、英记、李启泰等丝绸厂，皆创设于乾、嘉，并一直存在到清末。苏州附近的盛泽镇，周围二十 五里内，有织机八千张。至于江宁，由于康熙以来放宽了限制，乾、嘉年间织机数多达三万余张。到道光年间，增加到“缎机以三万计，纱、䌷、绒、绫不在此数”，而合计城厢内外，缎机总数竟达五万多张了。 ==========第211页========== 毛主席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①到 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进集》第589页。26 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前后，尽管中国仍然是封建社会，在广大的地区范围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江南一带的丝织业，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在苏州，固然有些民间机户被牢固地控制在织造衙门手里，但也有不少拥有少量织机进行家庭生产的 ==========第212页========== 衙门手里，但也有不少拥有少量织机进行家庭生产的民间小户。同时，还出现了不少“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工人并可以“另投别户”的手工业雇佣作坊。据记载，“震泽镇及近镇各村居民，乃尽逐绫䌷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江宁在道光初年，“机匠一业，每坊辄有数十人”，“有力者畅所欲为，…遂有开五六百张机者”。如著名的李扁担、陈草包、李东阳、焦洪兴等机户，都有四五百张织机。这些机户，有的“除自行设机督织外，大都以经纬交与织工，各就职工居处，匠织造”。也有的人自己不开设作坊，他只是“散放丝经，给予机户，按绸匹计工资”。可见，江宁的民间机户，除了被织造局控制了一部分外，也有少数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大作坊。有些民间小户，本身资金甚微，织机不多，受大作坊的资本所控制，为他们加 ==========第213页========== 金甚微，织机不多，受大作坊的资本所控制，为他们加工订货，成为大作坊的场外部分。列宁指出：“包买主把材料直接分配给‘手工业者’使其为一定的报酬而生产。手工业者de facto成了在自己家中为资本家工作的雇佣工人，包买主的商业资本在这里就变成了工业 27 资本。于是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形成了”。① 此外，还有与织造衙门有密切关系的江南棉纺织业、染踹业，苏州的造纸业，景德镇的制瓷业，佛山、芜 ==========第214页========== 湖等地的冶铁、炼钢等行业，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尽管资本主义萌芽在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这个汪洋大海里，它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孤岛。，但清朝前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标志着经历了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开始走向垮台。 城市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在一些工商业 十分发展的城市里，阶级结构发生了某些变化。过去封建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统治，逐渐被打破，在阶级关系上出现了新的内容。“新阶级已经在旧阶级之旁形成了”。②所谓的新阶级，就是新兴市民阶层。新兴市民阶层，成分十分复杂。它包括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即工商业者、作坊主，还包括从土地上大量被排挤出来，流亡到城市里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无产阶级的前身。但是， ==========第215页========== 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十分微弱，不可能大量的吸收劳 ①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三卷，第328329 页。 ②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388 页。 28 动力。所以，在清朝前期，苏州的情况是：“佣工之人，计日受值，各有常主”；“无主者黎明以待，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日车匠，立濂溪坊。什佰 ==========第216页========== 为群，延颈而望，如流民相聚，粥后散归”。形成了“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受尽了封建的剥削和压迫。因此，这时市民阶层反对封建势力，要求发展工商业，要求起码的生存条件，要求初期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斗争，十分坚决，十分激烈。 新兴市民阶层，在明末就曾与封建统治者阻挠工商业发展的“矿税监”政策进行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斗争。特别是万历年间，苏州出现了一个手工业工人的优秀代表葛贤。明神宗时，他领导职工进行了反税官的斗争，并取得了初步胜利。当反动当局出面进行镇压时，葛贤立即挺身而出，声明自己是倡议人，一切后果应由他一人承担，不要株连他人。在他身上已经体现出工人阶级的前身手工业工人的大公无私的优良品质。到清朝前期，随着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新兴 ==========第217页========== 市民力量的更加壮大，他们反对封建统治阶级，反对作坊主压迫剥削的斗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持续之久，都大大超过了明末。 由于市民阶层成分十分复杂，经济地位也不完全 一致，因而斗争的目的要求，也不相同。大体上可以分 二 29 为两种类型： 一是江南一带城市中，中下层市民为生活所迫，反对封建势力压迫与剥削的斗争。这种斗争，遍布于工商业较发展的江南各城市。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 ==========第218页========== 商业较发展的江南各城市。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 八月，杭州“土棍地虎”，勾结旗丁，用高利“放印子钱，准折子女。贻累亲邻，不能安生”，引起市民“闭户罢市”的斗争。雍正四年(1726年)八月，住在杭州城里的地主，反对“摊丁入亩”，从而引起市民联合近郊农民，举行反对反摊丁入亩的联合斗争。在几天之内，示威罢市连续发生了六起。特别是乾隆十三年(1748年)，苏州“市井贩夫”顾尧年领导的反对封建官府和富商牙行囤积粮米，任意拾高米价的斗争最为突出。顾尧年“自缚衔刀”，挂上“为国为民非为己”的木牌，表现了英勇顽强、大公无私的精神。他们到处张贴无名揭帖，针对当时刮地皮有名的江苏巡抚安宁，发出了“禄山不去地无皮”的控诉。在顾尧年的带动下，·苏州市民“随行者不下数万”。他们“拆毁公堂”，“抛砖掷瓦，挤毁辕 ==========第219页========== 门”，把封建官府打了个落花流水。 清统治者对江南市民的反抗斗争非常害怕，采用了种种手段，企图阻止和镇压。康熙年间，赵士麟任巡抚时，“署中多蓄闲人，四出侦访”，派遣便衣特务，分头 四出，监视市民的活动。汤斌当江苏巡抚时，特制定了 30 《抚吴告谕》，禁止江南市民“结党歃血”，“一人有仇，则聚众同报；一人告状，则彼此扛帮”。乾隆年间，江苏巡抚陈宏谋，也制定了《风俗条约》，禁止江南市民“设约 ==========第220页========== 盟神，结成党羽，…创立党名，如小刀党、青龙党之类。”“生事打降”，“殴差抗官”。从统治阶级的这些措施中，可以看出新兴的市民阶级已经认识到集体力量的强大而组织起来进行战斗了。 另一种是工商业发展的江南一带城市中，手工业工人的罢工斗争。如果说，明末手工业工人群众，还仅仅停留在反对统治阶级阻挠工商业发展的话，·到了清朝前期，手工业工人就进一步发展为反对作坊主、包头的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了。在这一点上，它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恩格斯指出：“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①从康熙初年开始，·一直到 ==========第221页========== 鸦片战争前的一百多年里，苏州、江宁、杭州、广州等地，不断爆发机匠、染瑞匠、造纸匠等手工业工人的罢工斗争。这些罢工斗争，一般仍以经济斗争为主，即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下同）第四卷，第247页。 31 向机户、布商、包头等要求增加工资，反对克扣工钱和伙食费，反对无故解雇工人等的斗争。手工业工人的罢工斗争，是封建社会将要垮台时期的必然现象。封 ==========第222页========== 建社会内部，既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有了新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也就必然会产生新的阶级对抗的雏形，这是丝毫不足为奇的。 在这些罢工斗争中，手工业工人，也表现了自身在生产地位中所具有的初期特点一团结和有组织。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工人们所采取的只能是较低级的“踹匠会馆”、“聚众齐行”、“拜把结盟”、“结党”、“立会”等带有封建色彩的组织形式，但工人的罢工斗争，终究是严重地打击了统治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四月，苏州的一次踹匠罢工斗争，坚持达一年之久。统治阶级心有余悸地加以诬蔑说：“流棍之令一出，千百瑞匠景从，成群结队，抄打竞无虚日。以致包头畏避，各坊束手，莫敢有动工开踹者”。 在手工业工人罢工斗争中，机户、布商、包头等剥 ==========第223页========== 削者，虽然也和清统治者之间有诸如控制和反控制、限制和反限制的矛盾和斗争，但他们和封建势力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一定的联系，从而决定了在镇压工匠的罢工斗争中，他们又相互勾结串通一气了。 从清朝统治阶级来说，他们之所以支持机户、布 32 商、包头等，残暴地镇压机匠、踹匠的罢工斗争，除了他们都是剥削者这一共同特性而外，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在清统治者看来，城市中最能动 ==========第224页========== 摇封建统治的危脸力量，就是那些“子身赤汉，一无携带”，“单身乌合，不守本分”，数以万计的手工业工人了。 新兴市民阶层，是资本主义社会两个基本阶级 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前身。在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清代封建社会里，市民反封建的斗争（尽管它的力量还不十分强大)，正是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幼芽，向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作斗争的。所以，新兴市民阶层，具有强大生命力，市民反封建的斗争，有着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恩格斯说：“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① 伟大的作家曹雪芹，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大 ==========第225页========== 变革的时代，特别是生长在那个有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江南地区。而且当他的家庭遭到打击逐渐败落之后，由于阶级地位和生活条件的变更，他又亲自接触过很 ①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00 -501页。 33 多象于叔度那样“废疾无告”的城市下层人物。①这些，对他不能不产生强烈的影响。《红楼梦》中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曲折的反映。 ==========第226页========== ==========第227页========== ①见吴恩裕：曹雪芹的佚著和传记材料的发现》，1972年《文物》第二期。 34 ==========第228页========== 贾府的豪华生活是从那里来的 曹雪芹生长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濒临崩溃的前夕。这时，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芽，商品经济也已非常发展。封建统治阶级垂死挣扎，利用他们占有的生产资料，采用地租、商业资本和高利贷剥削等形式，·愈加疯狂残酷地压榨劳动人民。使劳动产品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官僚地主的手里，·造成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的极端贫困和破产。这些官僚地主们，用他们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膏血过着骄奢淫逸的寄生生活。特别是工商业繁盛的城市里，这些寄生虫们，更是纸醉金迷，穷奢极欲。如江宁的秦淮河，苏州的虎丘山，杨州的平山堂，北京的前门外大栅栏，成了地主士 ==========第229页========== 大夫花天酒地的场所。这些寄生虫们，“画船箫鼓，殆无虚日”，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一个地主文人感慨地说：当前一般地主子弟，“鲜衣怒马，恒舞酣歌”，穿一件皮袍，“动至数十金”，吃一餐饭，“动至数金”。地主从劳动人民那里剥削来的粮食，十多石谷，“不足供一筵”， 一百多石谷，“不足供一衣”。 35 曹雪芹在《红楼梦》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中，通过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特别是贾府这个“功名奕世， ==========第230页========== 富贵流传，已历百年”的世袭贵族之家的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深刻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罪恶。皇帝南巡，贾家“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花的象淌海水似的”。荣国府的大小姐贾元春省亲，贾府耗费了大量金钱，大兴土木，修建了一个三里半长的“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连贾元春也叹息道：“太奢华靡费了”。为贾母庆祝一次 八十大寿，就花了几千两银子。主子们吃一次螃蟹，足够“庄家人过一年了”。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种社会崩溃腐化的现象。四大家族的骄奢淫逸，正说明他们已经处于“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的穷途末路了。 这些地主官僚—一包括《红楼梦》里的四大家族在 ==========第231页========== 内一的豪华生活是从那里来的？贾珍对乌庄头说：“不和你们要，找谁去”？这个“你们”，就是那些在庄头控制下，受贾府残酷剥削压迫的广大佃户。 荣、宁二府这个世袭贵族之家，霸占着无数的庄田，仅《红楼梦》五十三回一处，就提到宁府有“八九个庄子”，荣府的八处庄地，比宁府还“多着几倍”。在这些庄园里，剥削着成千上万的佃户，主子们过着“衣来伸 36 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生活。 ==========第232页========== 曹雪芹笔下的贾府，完全是清朝前期历史的真实写照。象荣、宁二府那样拥有大量土地，享有优厚特权的大贵族、大地主，在清初，可以说比比皆是。他们的土地是怎样来的？这应该从清初的跑马圈地谈起。 一六四四年四月，满族贵族统治者入关建立清王朝以后，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笼络一些有功的满汉贵族，除了给予他们种种特权外，曾先后三次下令圈占土地。先是在京畿（音鸡i。封建时代称国都附近的地方为京畿）附近，后来逐渐扩大到其他地区，共圈了土地近二十五万顷，占顺治初年全国总耕地面积五百余万顷的二十分之一。清统治者名义上是圈占什么明朝“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的土地，即所谓“无主荒地”，实际上，却是大量的民田被圈占。乾隆初年，直隶巡抚孙嘉淦就说过：“顺天、保定、永平、宣化、河间、天津等处，膏 ==========第233页========== 淦就说过：“顺天、保定、永平、宣化、河间、天津等处，膏腴之地，多被旗圈。所剩之田，非山冈水注，即沙碱瘠薄”。即使是圈占明朝藩王的庄田，也不是“无主荒地”。因为，以李自成为首的明末农民大起义已严重打击了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明朝亲王、勋戚、贵族、大官僚，他们霸占的大量土地被没收，实际上早已分给了无地少地的农民。 清统治者的圈地是非常野蛮的。就以北京附近而 37 ==========第234页========== 论，满族贵族统治者，身骑高头大马，手持军刀绳索，奔驰于京郊原野之上。这些凶神般的强盗，骑马绕场一周，“圈一定，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离北京不远的宝坻县，全县原有六千八百多顷可耕土地，被圈占投充之后，只剩了五十七顷九十五亩，圈占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京郊的密云县，明末有二千七百三十多顷土地，顺治九年(1652年)以后，被圈占及投充的土地达二千一百五 十多顷，占全县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八以上。京津之间的安次县（原名东安县）经过顺治二、三两年的圈占和投充，全县“并无余剩地亩”。清统治者这种对农民土地的野蛮掠夺，曾使京畿方圆五百里以内，“父子流离，哭声满地”。劳动人民的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深仇大恨，京郊广大的贫下中农，在几百年后的今 ==========第235页========== 天，仍然记忆犹新，以此为教材，对青年一代进行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教育。 这样大片的土地被圈占后，清统治者按级分等，“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以及一部分降清的汉族官僚。因此，在清朝初年，上自王公、显贵，下至勋戚、功臣，都分到了大量土地，有的得田多至数百垧(音上sag。每垧约六亩)。顺治十三年(1656年)，仅在宣化一地就赏给耿仲明土地一百九十一顷。顺治十七年 38 ==========第236页========== (1660年)五月，又赏给吴三桂“壮丁二千人，每人地六日（即垧），部议每丁给地五日”。这样，在京畿附近，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贵族官僚地主集团，出现了一大批贵族官僚地主庄园。曹氏家族就是这个贵族官僚地主集团的一员。曹寅自己说过：“予家受田，亦在宝坻之西”。据记载，宝坻、香河、通县一带，正是属于正白旗的圈地范围。 由于满族统治者在入关以前，尚处在比较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一一即初期的农奴制阶段。原来落后的剥削方式，入关之后，在官庄旗地里，仍然原封不动的沿袭下来。因此在顺治年间，官庄旗地的劳动者，几乎都变成衣奴制时代的农奴了。'这些农奴，·被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在凶恶的庄头监督下进行生产，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清初的法律上还规定：严禁农奴逃亡 ==========第237页========== 和“冒入民籍”，不准农奴子弟参加考试，为官作宦，政治上毫无权利。 旗主们对农奴的这种惨无人道的剥削和压迫，曾遭到广大农奴的激烈反抗。清初“逃人”问题的严重存在，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具体反映。 历史证明，文明较低的民族，当其长期居住在经济文化发展较高的民族地区内，在大多数场合下，不得不与该民族较高的经济情况相适应。清朝初年，在广大 39 ==========第238页========== 农奴坚决反抗下，在汉族地区较先进的生产关系影响下，从康熙年间开始，官庄旗地也逐渐改变了过去落后的生产方式，先后采用了租佃剥削形式。据记载，雍正、乾隆年间，“直隶，以近畿土地，皆为八旗勋藩所圈，民无恒产，赖租种旗地为生”。可见，这时租佃制在官庄旗地里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了。 这些地主官僚庄田，由最野蛮的农奴制，过渡到较先进的租佃制，在剥削关系上无疑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它仍然保留着落后的“庄头”制。所谓“庄头”制，是那些贵族官僚地主，终年居住在繁华的都市里，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把监督佃户生产，催收地租，摊派劳役等事宜，交给庄头管理。《红楼梦》里的乌进孝兄弟，就是替荣、宁二府“管庄”的庄头。庄头是贵族地主的家奴和鹰犬，是压迫剥削旗庄佃户的帮凶。庄头是世 ==========第239页========== 袭的，尤二姐的未婚夫张华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皇粮庄头”。庄头凭借主子的权势，也是纵恶恣行。有的庄头“强霸妇女，凌辱民人”；有的庄头从中贪污地租，多索少交，甚至今年索取明年租，佃户如有不交者，则夺田另佃。这些庄头就靠向佃户“预收”、“多索”地租，对佃户们进行双重剥削，从中渔利，过着“华衣鲜食”的二地主生活。 曹雪芹的先世，原是入关前入旗的汉人。跟随清 40 统治者入关之后，成了皇室的亲信家奴一内务府包 ==========第240页========== 统治者入关之后，成了皇室的亲信家奴一内务府包衣。从康熙二年他曾祖父曹玺开始，一直到他祖父、父亲这三代中，代代相传，一直担任织造、盐政等要职达 六、七十年之久，真是炙手可热，红极一时。 曹家的鼎盛时期，系康熙一朝曹寅当织造的时代。此时曹家的财产情况，我们了解得很少。有人说曹家“世业盐官营造要职，积资巨万”。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曹寅病逝扬州，曹家日趋没落。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曹颗的奏折来看：曹家在北京有住房二所，前门外鲜鱼口有空房一所，通县有典地六百亩，张家湾有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南方芜湖有田一百余亩，含山县有田二百余亩，扬州有旧房一所。这只是他家全部财产的一部分。据雍正初年江宁织造隋赫德的奏折，曹家被抄去的家产，共有住房十三处计四百八十三间，土地 ==========第241页========== 八处共十九顷零六十七亩。其全部家产仍然不得而知。 清朝初年，除了类似曹家这样一些占有了大量土地的八旗贵族地主外，还有许多占有大量土地的汉族地主。明末农民大起义，狠狠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土地集中趋势有所缓和。但到康熙年间，土地集中又日趋严重。以上海附近土地占有情况为例，明末崇祯年间，最大的大地主，不过数千亩土地。到康熙初年，由于清统治者追收积年欠税，因而田价突贱。有钱的地主， 41 ==========第242页========== “乘机广收”，从而出现了一户达四、五万亩，甚至拥有更多土地的大地主了。长江以北，淮河以南，有一个“户不下万余，丁不下三万”的小县，到康熙中期，也有“坐拥一县之田”、“安其食租衣税”的大地主了。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土地集中日趋严重。土地肥沃的长江流域，十分之七、八的土地，为少数地主占有，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完全没有或很少占有土地。据记载，当时全国十之五、六的田地都归富户所有，过去有田之人，现在都成为佃户了。 ·总之，在康、雍、乾时期，土地集中已成了普遍现象。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声势显赫的大地主。山西平阳有个大地主元某，号称“亢百万”。康熙某年，山西大旱，广大贫苦农民“人心惶恐”，亢某洋洋得意地对人说：“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 ==========第243页========== 、 石”。乾隆年间，更是“海内殷富素丰之家，比户相望”。诸如泰兴地主季氏，宛平地主祝氏、查氏、盛氏，还有怀柔县“膏腴万顷”的郝氏等，“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音列è。同等）于王侯”。有一次，乾隆路经怀柔，住在郝氏家里，郝氏进奉“水陆珍错至百余品”。仅供给皇帝的侍臣、随从及赶车的拾轿的吃饭钱，一天就“费至十余万”。《红楼梦》第一百一十三回，刘姥姑不是说过京郊也有“几干顷地，几百性口，银子钱亦不少” 42 ==========第244页========== 的大地主吗？因此，早在顺治十四年，大官僚魏裔介就指出：“富者田连阡陌，或至百顷，或至千顷；贫者乃无立推之地。富者日富，贫者日贫，贫者无田，代耕富者之田”的极瑞不合理的现象。所以他竭力主张“立限田之制”。乾隆八年(1743年)，前漕运总督顾踪，也旧议重提，建议皇帝实行“限田之法”。他认为“每户以三十顷为限”，这样就“贫富可均，贫民有益”。“限田”以三十顷为限，可见大大超过三十顷的大地主是大有人在的。这些，都反映了土地集中达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其实，魏裔介、顾琮等对地主阶级的限田主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是无法实行的。因为皇帝本人就是全国头号大地主，即使勉强被皇帝接受了，也必然是“限者自限，占者自占”。 封建地主阶级占有的大量土地是怎样来的？除上 ==========第245页========== 述那些贵族官僚地主，乃是清初圈占民田，皇帝“赐予”的而外，大多是通过高利贷这个残暴的手段兼并的。因此，清代前期的大官僚、大地主，大多兼营高利贷。 高利贷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资本形态，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前很早就存在着。但由于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更加发展，因而它在地主阶级进行土地兼并过程中，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高利贷者的剥削对象，主要是经济基础极不稳固的自耕农民。·自耕农 43 ==========第246页========== 拥有少量土地，由于经济力量十分薄弱，经不起封建统治者的剥夺和天灾人祸的袭击。恩格斯说：“快到收税的时候，高利贷者、富农一往往是同一公社的富裕农民一就跑出来，拿自己的现钱放债。农民无论如何需要钱用，所以只得无可奈何地接受高利贷者的条件。”①高利贷者，乘人之危，通过高利贷这个手段，轻而易举地使自耕小农破产，把大量土地据为己有。所以，土地集中的过程，必然伴随着自耕农民的分化和破产而日益严重。 康、雍、乾时期，高利贷者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特别活跃。曹雪芹的家庭，就是这样一个高利贷者。雍正六年(1728年)被抄家时，被家人揭发出放高利贷的本利银共三万二千余两。 高利贷在农村的活动是非常普遍和经常的。当时 ==========第247页========== 淞江府一带的农村，地主高利贷者非常活跃，“富者出本，贫者出利”，夏天放出，冬天收回，“岁岁皆然”。乾隆初年，长江中游，有地数亩或数十亩的自耕农民，当青黄不接之时，封建官府追逼欠税，陷于“典当无物，借贷无门”的境地，只得“指苗为质，履亩计租”，来向地主高利贷者借贷。 ① 《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19页。 44 高利贷的利息之高是惊人的，有的几个月之间“利 ==========第248页========== 高利贷的利息之高是惊人的，有的几个月之间“与本齐”；有的一年利息和本钱相等，利率百分之百；有的春天借米一石，冬天加倍偿还。广大自耕农民，在高利贷重利盘剥之下，不得不把快要成熟的麦地，贱价卖与凶恶的地主。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山西粉阳县闹灾荒，不少自耕小农，为了度过荒年，被迫手拿地契，送上.地主大门，以不及平时十分之二的低价出售。有个叫张瑛的地主，乘机大肆收购，一年之中，兼并了一千多亩。当时各地地主，乘人之危，用贱价收买大量土地的事，是屡见不鲜的。 地主阶级掠夺了大量土地，依靠封建土地所有权，向佃户索取高额的实物地租。乌庄头向贾府送来的各种用粮千余石，就是实物地租。马克思指出：“产品地租所达到的程度可以严重威胁劳动条件的再生产， ==========第249页========== 生产资料本身的再生产，使生产的扩大或多或少成为不可能，并且迫使直接生产者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①地主不但占有佃户的剩余劳动，而且还占有一部分必要劳动。康、雍、乾时期的实物地租，剥削率之高，剥削手段之残酷野蛮，都是空前的。如江宁一带，一家佃户耕种地主十亩水田，丰收之 ①)《资本论》第三卷，第931页。 45 年，收获不过三十余石，却要交给地主一半。浙江余姚“每年业六佃四分租”。河南汲县剥削率更高达百分之 ==========第250页========== 八十以上。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① 佃户除了向地主交纳实物地租外，还要提供无偿的当差、打杂、浆洗、做饭、抬轿子等名目繁多的差役。如泰兴大地主季氏，每夜有六十个佃户给他家看家护院打更巡逻。崇明地主除收夏冬二季地租外，还要向佃户额外勒索轿钱、折饭、家人、杂费等。乌庄头向贾府交纳的地租单中的山珍海味，某庄头送来的“时鲜果品”、“菜蔬野味”等等，都是地租额以外的勒索。有些地区，佃户在向地主租地之前，还要预付押金、送礼等，否则不予租给。康熙年间，江苏崇明佃户向地主“揽 ==========第251页========== ·田”，“先以鸡鸭送业主”，已成通例。有个叫张三的佃户，向地主施某“揽田”，姓施的地主说：“此田不与张 三种”。张三碰了壁，回家把一只鸡拿来送给地主，施又对张三说：“不与张三却与谁？”张三问地主：“施相公如何顷刻间两样说话？”施某答日：“方才这句话是无稽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87页。 46 (鸡)之谈；此刻这句话，倒是见机（鸡）而作”。这个生 ==========第252页========== 动的故事，虽然出自封建文人之手，但它已把地主阶级榨取佃户的那种贪婪的丑态，描绘得淋漓尽致。至于地主对佃户的额外勒索，如大斗进小斗出，“虚田实租”，“逾限加成”，“夺田增租”等，花样翻新，无奇不有，实是述不胜述。 马克思说：“从产品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化，要以商业、城市工业、一般商品生产、从而货币流通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为前提”。①由于清代前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生活更加奢华，对货币的需求也更为迫切。对地主阶级来说，佃户交纳实物地租，然后再换成货币，倒不如向佃户直接收取货币米得更便当些。因此，在清代前期，在某些地区，已出现了货币地租。如康熙年间，广东新会县的一些乡村，多种蒲葵，“周回二十余里，为亩者六千有余。岁之租，每亩十四五两”。雍正 ==========第253页========== 余里，为亩者六千有余。岁之租，每亩十四五两”。雍正 十一、二年间，湖南善化县，“上田一顷，售至千四百金、 二千金者。佃田则每亩一两至二两不等”。乾隆十年时，大学士果讷奏道：“业户置产，则有分收、包纳之殊；佃户偿租，则有交谷、交银之别”。到鸦片战争前夕，江南地区，已出现了“纳租收钱而不交米”的现象。 ①《资本论》第三卷，第898页。 47 1 4.1.. ==========第254页========== 列宁指出：“货币地租是实物地租形式的简单变化。直接生产者向地主缴纳的不是产品，而是这些产品的价格。”①实物折银，实际上就是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过渡。从贾府的剥削形态来看，是两种地租形态并存。乌庄头的租单中，虽然仍以实物地租为主，但已经是按货币来计算剥削量了。如贾珍对鸟庄头说：“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银子来”。至于乌庄头交来的卖粮食等的银子二千五百两，则是实物地租的折银。同时，在租单中提到的南、北山海名货，显然不可能都是田庄里所产，必定有大部分是从市场上购买来的。因此，对这部分实物，只能按其“价格”加以计算。我们认为，贾府的地租剥削中，有货币地租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 尽管在康、雍、乾时期实物地租是大量的主要的， ==========第255页========== 货币地租是少量的次要的，所占的比重是微乎其微的，但货币地租的出现，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封建社会进入垮台时期的具体表现。随着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化，对劳动人民来说，并不意味着剥的减轻，恰恰相反，而是负担的加重。因为佃户需要把实物折变货币，从而又多了一层中间剥削。有时实物一 ①《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三卷，第15页。 48 ==========第256页========== 时卖不出去，还得借债交租，又要受到高利贷的剥削。总之，随着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没落，他们的生活就愈加奢侈淫糜，为了满足他们淫糜的生活，他们就愈加残酷地压榨农民。但这也就更加暴露了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的腐败和反动，也更加清楚地显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渍的命运。 ==========第257页========== 49 ==========第258页========== 为什么贾府收租那样难 有剥削有压迫，就有反剥削反压迫的阶级斗争。“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 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D 清代前期，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繁重的地租剥削，严重的人身隶属关系，曾引起广大农民的激烈反抗。在康、雍、乾、嘉四朝，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就有属于白莲教和天地会系统的二三百个秘密结社在酝酿着反 ==========第259页========== 对清王朝的斗争。其中范围较大，时间较长，影响较深的农民起义，计有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台湾朱一贵起义；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临清王伦起义；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林爽文起义；嘉庆年间白莲教大起义等。这些农民的秘密结社活动和农民起义，已经明确地提出“平仓”、“均粮”等反对封建剥削和压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88页。 50 迫的革命口号。这些农民起义，都严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者，推动了历史前进。《红楼梦》第一回，就谈到地 ==========第260页========== 主甄士隐破产后，夫妻二人要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①这就是当时阶级矛盾尖锐化，到处爆发农民起义的真实反映。 列宁指出：“地权’和‘平分土地’的思想，无非是为了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而斗争的农民力求平等的革命愿望的表现而已。”②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曹雪芹把各地纷纷爆发的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为“鼠盗蜂起”、“鼠窃狗偷”。但他所说的“抢田夺地”，绝不是指地主阶级的兼并土地，而是反映了封建社会垮台时期，劳动人民把要求土地的革命口号变为革命的行动。否则就不会有“官兵”进行“剿捕”了。 劳动人民的“抢田夺地”，是在封建秩序混乱、地主 ==========第261页========== 阶级的统治受到削弱的情况下发生的。据记载，顺治末年到康熙初年，浙江金华县城被农民军攻陷后，地主的田产多被夺回。有一个地主，“田共七十七石四斗，楼房九间，园地一片”，都被农民夺了回来。康熙二十 ①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 ② 纪念赫尔岑》，《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18一419页。 51 五年(1686年)，清统治者刚集中全力平定了三藩之乱，浙南各地就爆发了农民起义，地主逃亡，田地荒芜， ==========第262页========== 广大佃户“转佃转售，据为己业”。这种情况，持续了 五、六十年。乾隆年间，福建漳州府，亦有佃户夺田抗租的记载。有的地区，佃户除向地主交纳繁重的地租外，还要交纳大量的“粪土银”（或称永佃银），从而把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形成了一田二主或多主的现象。这时，佃户就把佃田私相受授，田主不得过问。年深日久，有的“佃户，遂据为己业”。 劳动人民的“抢田夺地”，不仅在甄士隐所在的租佃关系较发展的南方一带有，就是在京畿附近的官庄旗地里，也时有发生。例如，康熙年间，“八旗牧地，与民佃相错。岁久，民多占牧为田”。雍正十二年(1734年)，因旗地“为数浩繁，片段错落”，旗主们也无法确知其土地数目，因而也有佃户因无业户收租，“乘机隐漏，认为己业者”。乾窿年间，由于贵族地主身居京城，与庄园 ==========第263页========== 相隔甚远，派人收租不便，.久而久之，遂为细户夺去。嘉庆时，有个叫安其的個户，租种某公主府的土地，也抗不交租，并将地亩夺归己有。 毛主席说：“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杜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杜会也好，互相矛盾着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 52 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 ==========第264页========== 命。”①因此，抗租斗争，并不是从封建社会初期租佃关系一出现就有的阶级斗争形式，而是租佃关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在我国明朝以前的封建社会历史上，不曾发现或很少发现过。最早见于历史记载的群众性的抗租斗争，是明正统年间，福建沙县佃农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到清代前期，当农民起义被镇压，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佃农的抗租斗争就成为最经常最普遍的形式。 清朝初年，满族贵族统治者，用圈地的办法，把京畿附近的劳动人民，变为“衣食仰给于主人”的农奴，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当然谈不上什么抗租。后来，官庄旗地由农奴制改变为租佃制，佃户的身份也出现了某些变化。于是各种形式的抗租斗争，已经发展成为当时阶级斗争 ==========第265页========== 中非常突出的一个方面。自此以后，大大小小的抗租斗争，此起彼伏地陆续有所发生。 虽然曹雪芹不怎么了解农村，但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一《红楼梦》，对康、雍、乾时期的佃农抗租斗 ①·《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308页。 53 争，是有所反映的。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首先反映了官庄旗地里佃户们的抗租斗争。《红楼梦》第七十五回，王夫人说： ==========第266页========== 户]的抗租斗争。《红楼梦》第七十五回，王夫人说：“这一二年旱涝不定，庄上的米都不能按数交的”。第 一○六回，当贾政发现“东省地租，近年所交不及祖上 一半”时，急得跺脚大叫：“这还了得！”这些，都反映了京畿旗地佃户们的抗租斗争。 旗地佃户的抗租斗争，最普遍地、大量地采用了“拖欠”地租或“抛荒逃亡”的方式。据乾隆年间记载：“佃种旗地之户，家本贫寒。收成丰稔（音忍加。庄稼成熟），尚可按期完纳；一遇水旱不齐，动致拖欠不清。而地亩盐碱抛荒，佃户逃亡，亦所时有”。同一时期，直隶巡抚方观承在《劝旗丁恤佃》告示中说：佃户“藉灾抗租，以轻报重”。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这一年，直隶一省就有交河、沧州、南皮等十一州县“拖欠旗租”。还有的佃户向旗主交租银时，用“银色低潮”者交纳。更有 ==========第267页========== 所谓“滑佃”，“任意鲸吞，并不纳租。殆阅年既久，拖欠逾多”。这些事实，说明了旗地的抗租斗争的普遍和尖锐。 京畿一带，因“拨补”而引起的抗租，也是层出不穷。如冀东滦州、乐亭的一些汉族地主的土地被圈占之后，就以几百里以外的抚宁、临榆（山海关）的土地来 54 补偿。因路途遥远，地主只好就地出租。佃户们“倚待隔远，抗租不交”，搞得一些地主，空赔赋粮，毫无办法。怀柔县汉族地主的土地被圈占之后，“所拨之地，距怀 ==========第268页========== 怀柔县汉族地主的土地被圈占之后，“所拨之地，距怀甚远，怀民（指汉族地主）既不能赴地耕种，势必召佃取租，以完本邑之赋。每年秋收后，地主至彼收租，彼处奸佃，辄指欠不给”。结果是“徒有拨补之名，反受赔粮之累”。安州生员、地主宋学曾非常狡猾，异想天开地想把在深州的拨补地卖给当地人民，但深州佃户“不买，又且租不清交”。双方打了十年官司，也没有解决。尽管清统治者采取责成“拨出”县份地方官代为“就租扣粮”的办法，并以此作为官吏升降的标准，结果还是不能解决，各地的拨补抗租案件，仍然继续发生，天长日久，积案如山。 清代前期，曾爆发过几次规模较大的旗地佃户的抗租斗争。这都是在庄头、旗主蛮横无理，广大佃户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发生的。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 ==========第269页========== 宣化府城内群众的抗租就是一例。宣化城内本来就有不少空闲屋基，有些被群众开垦为菜圃，以供应城内居民食菜的需要。按清政府规定，城内民房屋基是不收租的。旗人衡庄头，在户部包衣的支持下，率领一大批家丁“下人”，强行丈量，企图收租。“郡民恐失生计，老幼嚎哭拥道”。盛怒的群众，奋起斗争，把衡庄头打得 55 抱头鼠窜。康熙末年，在靠近清朝西陵的涞水县，也发生了一次群众性的反对“增租易佃”的斗争。旗主华里 ==========第270页========== 克，率领家人拜唐阿等几十人，到涞水县“擅居民舍”、无故“增租易佃”，并无理殴辱佃户万廷荷，引起佃户们]的强烈反抗。佃户们拿起柳木棒，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赶跑了狗腿子，痛打了毕里克。 汉族地区的抗租斗争，比京畿地区更加激烈，所采取的斗争形式，也更加复杂。 交坏谷不交好谷。这是汉族地区抗租斗争最初级最普遍的斗争形式。康熙年间，浙江嘉兴、湖州一带，佃户经常把好谷以高价巢（跳tiao。卖粮）出，用碎谷向地主交租。江西新城佃户，交租的稻谷，带有二寸多长的谷芒，“每四石不及一石”。江苏准安府山阳县，“每逢秋成”，佃户先将好谷收藏起来归自己所有，用瘪谷拌土向地主交租。福建邵武县佃户给地主交租时掺水。这种交坏不交好，交租掺假的抗租形式，往往是分 ==========第271页========== 散、孤立地进行的，因而也经常遭到地主阶级的镇压而达不到目的。 拖欠地租。这是前一种抗租斗争形式的继续和发展。佃户拖欠地租，有各种不同情况：一是“荒年欠租”。每当水旱灾荒之年，佃户们辛勤劳动了一年，所收无几，交不上地租，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如康熙三十56 四年(1695年)，浙江西北地区洪水成灾，嘉兴府各县佃户每亩只能向地主交租二、三斗。乾隆初年，江阴“水旱不登”，佃户们抗租，“连村累市，比户成风”。二是“丰年抗欠”。康熙时，江苏嘉定佃户，“无论荒熟，总 ==========第272页========== 归拖欠”。乾隆间，山东佃户，“丰收之岁，尚不免凌其田主，抗负租息”。福建古田佃户，“有一年欠租，约以 二年，二年欠租，约以三年。积日累月，租多难偿”。在封建社会里，种田交租，被地主阶级视为“千古不易之成规”，.是不准违抗的。“丰年抗欠”，说明佃户们是针对封建地主阶级最主要的剥削形态进行有意识的反抗斗争。 不管是“荒年欠租”，还是“丰年抗欠”，地主阶级并不那样“仁慈”。那些为富不仁的地主，每当秋收之后，不论丰年荒岁，差遣狗腿子分头四出，如狼似虎，向佃户逼租讨债。一旦佃户交不上地租，就“举其室中所有，搜攫一空。甚而掀瓦掇门，拴妻缚子”，以至将佃户捆绑起来，私设公堂，严刑拷打。有时由于地主慑于佃户的压力，抗租斗争也能取得某些暂时的胜利。 ==========第273页========== 结党抗租。这是抗租斗争由单个的自发斗争，发展到群众性抗租斗争的形式。佃户的抗租斗争，总是要遭到地主阶级及其政权的残酷镇压和严厉制裁的。佃户们在反镇压的斗争中，日益感到组织起来对于抗 57 租斗争取得某些胜利的重要意义。因此，结党抗租，是抗租斗争形式的更高发展。如清初苏州佃户，时常借演戏的机会，“诅盟歃结，以抗田主”。乾隆年间，嘉兴佃户“连圩结甲，私议纳数”，有的用演戏来表决心，有 ==========第274页========== 的立字据“以为信约”。 江苏崇明佃户结党抗租尤为激烈，从雍正初年，一直到乾隆中期不断发生。雍正八年(1730年)，崇明花沙、河梢等地佃户，反对额外勒索的斗争，曾迫使知县祖秉震“禁革立碑”。不久，又在朱锁、夏君钦等领导之下，开展了抗交夏季麦租的斗争。佃户们用“匿名帖”，来揭发地主施大受与总兵施廷专相互勾结，依势向佃户勒索地租的严重罪行。当地方官出兵镇压时，佃户们“聚集暄哗”，殴打捕人的“巡检”，并争取到新开河镇铺户商人闭门罢市的同情和支持，声势十分浩大，斗争特别激烈。乾隆六年(1741年)，崇明佃户的抗租斗争，又掀起了新的高潮。他们乘知县不在的机会，团结起来，逼迫县丞“出示减租”。与此同时，崇明其他地区佃户，也在开展“结党鼓众，不许还租”的斗争。一波未 ==========第275页========== 佃户，也在开展“结党鼓众，不许还租”的斗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再次爆发了以姚八等为首的群众性抗租斗争，狠狠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 福建汀州府的佃户，有着抗租斗争的传统。早在 58 清朝初年，宁化县留猪坑一带，就发生过黄通领导的反对额外勒索的斗争。在黄通倡议下，成立了佃农组织“长关会”（亦名长关党），设立“千总”名号，有佃兵千人。佃户们在黄通指挥下，曾攻下了宁化县城，并夺了 ==========第276页========== 人。佃户们在黄通指挥下，曾攻下了宁化县城，并夺了“词讼”大权，严重地破坏了封建统治的秩序。这次群众性的抗租斗争，前后坚持达十年之久。在“长关会”的影响下，乾隆十一年(1746年)，在罗日光、罗日照领导下，上杭县也开展了激烈的抗租斗争。先是清朝攻府下令“蠲（音捐a。免除）免”地主应交钱粮，据此，佃户们也向地主提出：“将所纳业户田租，四六均分”。佃户们的这一合理要求竟遭到拒绝，佃户们的革命行动惨遭镇压。革命群众拿起武器，狠狠地惩罚了地主。封建官衙派兵镇压，罗日光等“聚众拒捕”，但由于众寡不敌，群众性的抗租斗争终于被镇压下去。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江西兴国县衣锦乡佃户李鼎三，领导福建、广东“流寓”到兴国当佃户的群众，开展了反对地主“夺田另佃”，争取永佃权的斗争。在 ==========第277页========== 李鼎三领导下，成立了佃农“会馆”，率领几千名佃户，“赴县门，挟长官”。他们每到秋收后，由佃户们自己规定，只向地主交纳原地租额的七成或八成。假使地主胆敢按原额收租，即“号召多人，碎人（地主）屋宇”，并将地租没收归佃户会馆所有。这次抗租斗争，一直坚 59 持到雍正四、五年间。 佃户们的抗租斗争，随着佃户们的党悟程度，由交坏谷到拖欠不交，再发展到结党抗租，反映着抗租斗 ==========第278页========== 争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这三种斗争形式，由低级到高级，一波压倒一波，一浪胜似一浪。由结党抗租再进 一步发展到武装抗租，那已经是农民起义了。 清代前期的抗租斗争，正是处在明末农民大起义和嘉庆年间川楚陕三省白莲教大起义两次农民革命高潮之间，革命处于低潮时期阶级斗争的一种普遍形式。从抗租斗争爆发的地区看，江、浙、闽、赣以及京畿 一带的旗地，斗争最为激烈普遍，此外还遍布粤、桂、楚、湘、鲁、豫等省，包括了我国绝大部分地区。从参加抗租斗争的群众的民族成分来说，租佃关系最发展的汉族佃农，成为抗租斗争的主力军；同时，满、僮、瑶、苗、回、蒙等兄弟民族中的劳动人民，也参加了抗租斗争。从爆发抗租斗争的时间和次数来讲，也是彼伏此起，连续不断的发生的。 ==========第279页========== 马克思指出：“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①地主阶级之所以能剥削广大农民的劳动果实，向佃户收地租，就是依靠封建土地所有权赖以 ① 资本论第三卷，第714页) 60 二 实现的。而佃户的抗租斗争（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实质上是对封建土地所有权的一种否定，尽管不是直接的否定。清代前期的抗租斗争，是明末农民大起义提出的“均田免赋”这一革命口号，在清代前期具体历史 ==========第280页========== 出的“均田免赋”这一革命口号，在清代前期具体历史条件下所能采取的一种阶级斗争的形式，因此，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学 ==========第281页========== 1 三 61 大观园内外不平静 ==========第282页========== 《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极不合理的奴婢制度，以及奴婢们的反抗斗争。这是当时阶级斗争的一个侧面。 列宁指出：“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①清代前期的奴婢制度，是奴隶制残余在封建社会的表现。封建社会的奴婢是作为附属物而存在的，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不同于在奴隶制度下呻吟着的奴隶。从人身依附关系来看，倒类似中世纪的农奴。 封建地主阶级蓄奴养婢，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存在着。到明清时代，并没有因封建社会进入末期而有丝毫减轻。恰恰相反，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为了生活上的享受，养奴之风有增无已。特别是清代 ==========第283页========== 前期，由于满族统治者在入关之前，尚处在社会发展较落后的阶段，所以，奴隶制残存，与明朝相比有过之而 ①《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56页。 62 无不及。 就满汉贵族地主蓄养家内奴婢来看，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在康熙年间，到地方上做总督、巡抚的所谓“外任官员”，其所带奴婢，“有多至数百人，甚且至千余人”者，而且“在籍”的奴婢还不算数。因此，到康熙四 十一年(1702年)，监察御史刘子章，极力主张“督抚止 ==========第284页========== 十一年(1702年)，监察御史刘子章，极力主张“督抚止 带五十人，藩桌（音聂⊙。明清时期称提刑按察司为臬司，俗称臭台)四十人，道府三十人，州县十五人”。但这种限制并不起作用，到乾隆年间，州县官所带的奴婢，多者已达数百人。雍正时，大将军年羹尧，仅在北京的一处住所，就有奴婢二百二十五人。雍正六年，曹雪芹的家被抄时，在南京一地，全家“大小男女共一百十四口”，可以肯定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奴婢。至于曹家在扬州、北京还有多少佣人，那就不得而知了。乾隆末年，内阁大学土、大贪污犯和珅，更是奢侈腐化，在他家宅内“供厮役者，竟有干余名之多”。至于《红楼梦》中的贾府，二十多个主子，奴役着三百来个奴婢，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一些汉族大官僚地主，蓄养奴婢之多也是惊人的。湖北麻城县梅、刘、田、李四大“强宗右族”， ==========第285页========== “家僮不下三四千人”。雍正年间，山西泽州地方的“大家世族，往往收录仆从，出入如云”。可见，在当时，大观园里的奴婢并不是最多的，比他家多的还大有人在。 63 连一般的中小地主，也都役使着多少不等的奴婢。乾隆时，方苞就指出，江宁一带，“中家以上”，都“坐役仆妇及婢女数人，少者亦一二人”。 清代前期奴婢的主要来源，是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因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或遭受天灾人祸，无法生活，不得不把自己的亲生骨肉，卖与地主家为奴。据记 ==========第286页========== 载，雍正十年(1732年)，江苏嘉定县“奇灾”，有大批农民将子女卖身为奴。奴婢的身价十分低贱。雍正年间，山东大饥，“鬻（膏育y。卖）子女者，值仅数百钱”。宝玉身边的丫头花袭人，就是因父母无饭吃，贾府用几两银子买来的。乾隆二十二年(1758年)，河南夏邑等四县水灾严重，有人“于彼处收买童男二人”，用钱仅四五百文。清代的诗人岳鸿振，在《鬻女谣》中悲愤地写道：“富家卖米贵如珠，贫家鬻女贱如土。米价日增女价贱，鬻女救得几时苦。道逢债主急索钱，归来依旧空腰缠。余钱入市换升斗，煮米作粥且糊口”。这是多么悲惨的情景啊！那些被用贱价买去的劳苦人民的子女，大多数被转卖给官僚地主阶级为奴。奴仆的另一来源，就是犯罪官僚的家口。有的被 ==========第287页========== 赏赐给“披甲人为奴”，也有的拿到市场上出卖。雍正元年(1723年)苏州织造李煦被抄家后，其家属及家仆等男女共二百余口，在苏州变卖。卖了一年，因“南省 64 人民均知为旗人，无人敢买”。后来弄到北京“交崇文门监督五十一等变价”出售。 由于地主官僚之家需要大量的奴婢，于是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北京这个官僚地主阶级集聚的城市里出现了“人市”。据记载，北京顺承门（今宣武门）大街，就是买卖奴婢的市场之一。“旗下妇女欲售者丛焉，牙人 ==========第288页========== 是买卖奴婢的市场之一。“旗下妇女欲售者丛焉，牙人或引至其家递阅”。康熙年间，北京东便门外和广渠门外，都有奴婢市场。乾隆年间，有个叫王二的人，在北京买了五十多个“幼孩”，到关外转卖给官僚地主为奴。这种专门搞人口买卖的人，《红楼梦》里称“牙子”，或称“经纪”，也就是一种“人贩子”。有的人贩子，单拐幼女，养至十二三岁，带到外地转卖。甄士隐的女儿英莲的悲惨遭遇正是这样。 奴婢的买卖，大都经过买、卖、牙人等三方签字画押，立有契约作为凭据，称为“契买”。雍正五年(1727年)记载：“绅衿（音今m。绅杵，旧时泛指地方绅士）之家，典买奴仆，有文契可考”。契约经过官府盖章许可的称为“红契”，“卖身并不报官存案”者，谓之“白契”。不管红契还是白契，一概都是“死契”。清政府规 ==========第289页========== 定：“奴婢一经契买，则终身服役”，不能随意“赎身”。《红楼梦》第十九回，袭人的母亲、哥哥要她“赎身”时，曾谈到“卖倒的死契”，“自然必不出来的了”，就是这个 65 缘故。因此，我们决不能把主奴的“契买”关系，当作资本主义的所谓“自由”的“契约关系”。这种“契买”，恰恰是束缚奴婢人身自由的一条铁锁链。 奴婢对主人的人身依附关系十分严重。一经卖身为奴，“主仆之分一定，则终身不能更易”。主人可以象物件一样把自己的奴婢赠人。雍正时，苏州织造李、煦，就是因贈给阿其那侍婢而被牵连下狱的。《红楼 ==========第290页========== 梦》里的晴雯，也是被贾府的管家赖大买来使唤，后来贾母见了喜欢，又被赖嬷嬷转赠给了老主子的。奴婢的婚姻是不能自主的，“婚配俱由主家”。乾隆年间，江西饶州、赣州的地主，因为“婢女自幼购养，及其长成，利于指使熟习，遂至掯留不嫁”，有的甚至有“至老不得配偶者”。《红楼梦》中，李嬷嬷骂袭人：“你不过是几两银子买了来的小丫头子罢咧…好不好的，拉出去配 一个小子”。奴婢配小子，生了孩子，“俱系家奴，永远服役”。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奴产子”，亦即《红楼梦》里的“家生子儿”。“家生子儿”的身份，比“契买”的奴婢更为低下，永远不能“赎身”。当宝玉听说袭人要“赎身”时，问她“为什么赎你呢？”袭人道：“这话奇了。我又比不得是这里的家生子儿”。 主人对待奴婢是非常野蛮、残暴的，奴婢稍有 ==========第291页========== “过失”，非打即骂，甚至处死。山东有一家地主，“兄弟 66 外争，妻妾内江，一门各分朋党，俨若寇仇”。老地主硬是把家庭不和的责任推到奴婢身上，立即将十多个奴婢逐出家门。那些八旗贵族地主，对待奴婢更加残暴。乾隆时，某驸马“尝淫其婢”，不从，就“裸置雪中”，活活冻死。被他残害而死的奴婢不计其数。奴婢们受不了主子的虐待，自尽者甚多。康熙初年，大司寇朱之弼透露：“八旗仆婢，每岁报部自尽者不下二千人”。没有 ==========第292页========== 报部的恐怕还不止此数。乾隆六年(1741年)，大学士福敏之孙福海，不但无故打死了已经赎身的奴仆常德，并残酷地把他的尸体“支解烧埋”，连乾隆也骂他“出于天理人情之外”。更加惨绝人寰的是，在康熙年间，竞有“八旗包衣佐领下奴仆随主殉葬”的事件。 《红楼梦》里虐待奴婢的事也很多。贾琏私通鲍二家的，凤姐抓着一个替贾琏“放风”的丫头扬手两巴掌，“登时小丫头子两腮紫胀起来”。凤姐“拔下一根簪子来，向那丫头嘴上乱戳”，还吵着要烧红烙铁来烙嘴，拿刀子来割肉。只这一次，凤姐就一连打了几个丫头。宝玉戏笑金钏，金钏不过顺着宝玉的话说了两句，却被素以“慈善人”面孔出现的王夫人，连打带骂，并把金钏撵出贾府，逼得她投井而死。因为一个绣春囊，赶走了 五六个丫头，并将病得“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的晴雯 ==========第293页========== 樺出了大观园去，致使她含恨身亡。象这样血泪斑斑 67 的任意迫害奴婢的事实，在万恶的封建社会里，是罄竹难书的。 牛马般的生活，敲骨吸髓般的压榨，引起了奴隶们不断的反抗。早在明清之际，在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影响之下，全国各地相继爆发了奴仆的暴动。如顺治元年(1644年)，江南的上海、昆山、宝山、金坛、溧阳等地，奴仆们向地主“索鬻身契”的斗争；顺治二年(1645年)，安徽黟（音伊i)县、休宁、祁门，歙（音设h)县一带，奴仆们“反名分”的斗争；顺治八年(1651年)， ==========第294页========== 湖北麻城、罗田、黄安等地，奴仆要求赎身权利的斗争多顺治初年，江西吉安等地奴仆要求“等贵戏，均贫富”的斗争。这些奴仆的暴动，都配合了农民起义，给予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致使康熙年间，江南一带“各富室不敢蓄奴”，徽州地区地主“不敢自言为衣冠之族”。随着清朝统治的相对稳定，象清初那样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奴仆暴动是不多见了，但是，奴仆们的反抗并没有停止，各地各种各样形式的反抗斗争，仍在不断地进行着。 奴仆们的反抗斗争，最普遍的形式是消极怠工和大批逃亡。乾隆年间，有个地主文人，把奴仆的消极怠工，比作“算盘珠”一不推不动，“佛顶珠”一一推而不动。雍正六年（1728年)，旗人奴仆由于不堪忍受贵 ==========第295页========== 68 三 族统治者的虐待，仅北京一地，一年之内，奴仆逃跑者多至四五千人。有的奴仆“傲慢顽梗，不遵约束”，如果主人稍加斥责，“则轻去其主”。有的“背主逃匿”，有的对主人“私行讪谤”。尽管主子们对奴仆严加约束，但斗争的火焰越燃越烈。康熙初年，浙江嘉兴、湖州等地的“投献群奴”，群起反抗缙绅之家的剥削与压迫，并与台湾郑氏海上部队联合起来，共同“劫制其主”。康熙 三十七年(1698年)，苏州乡宦陆经远，虐待家仆孙贵，逼迫孙贵“自缢身死”。孙贵之子孙云等，邀集家仆陆 ==========第296页========== 君瑞、李小三、徐斌、许来池、梅志德、王胡子等多人，去陆家“打闹”，路上恰好碰上了陆经远，他们把这家伙捉住，“沿街殴辱”，并把他家的衣饰等物，一抢面光。雍正元年(1723年)，宝坻县满族贵族的庄头焦国栋，任意强奸奴仆的妻女，打死奴仆五六人，奴仆们怒火万丈，将焦国栋捆绑在厅堂上，狠狠地打了一顿。乾隆年间，浙江有个住在苏州的豪绅地主“寓吴门”，对待奴仆极其残忍。奴仆“稍有不遂”，就用鞭子抽打，“或以烙铁烫其胸，或以绣针刺其背，或以剪刀剪其舌，或以木枷枷其颈”，甚而“以青石一大块凿穿，将铁链锁其足于石上，又使之扫地”。他的残暴引起邻居们的愤怒，大家冲进这个豪绅家里，打的打，砸的砸，把他家砸了个稀巴烂。 四 69 ==========第297页========== 大观园里的奴婢反抗斗争，给我们提供了比史书更加生动、更加形象、更加具体的阶级斗争史料。晴雯的身世非常悲惨，没人知道她父母姓甚名谁。她十岁上被人卖给贾府的管家赖大家的当丫头，后来被贾母看中，就转送给了这位老主子。她“性情爽利，口角锋芒”，是一个“身为下贱”，“心比天高”的女奴。她不畏强暴，敢于反抗，丝毫没有奴颜媚骨。当她失手跌折了扇骨子，宝玉摆出一付主子的架势来骂她时，她冷笑道：“二爷近来气大的很，行动就给脸子瞧”。“跌了扇子，也算不的什么大事”。“嫌我们就打发了我们，再挑好的使。好离好散的倒不好？”象一盆冷水向这位“宝 ==========第298页========== 挑好的使。好离好散的倒不好？”象一盆冷水向这位“宝 二爷”头上浇了下去。最突出地表现在她对待“抄检大观园”的事件上。王夫人因绣春囊事件，派凤姐和王善保家的去抄检大观园，当搜检到晴雯头上的时候，正病倒在床上的晴雯满腔怒火，“挽着头发闯进来，‘豁啷’、 一声，将箱子锨开，两手提着底子，往地下一倒，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来”。并当着王熙凤的面，指着王善保家的大骂：“你说你是太太打发来的，我还是老太太打发来的呢！”对王夫人及其帮凶发出了威严的挑战。后来，虽然王夫人下了毒手，亲自出面把身患重病的晴雯拉下床来，撵出了大观园，但她一直到死，都没有半句向主子们求情讨饶的话。临死之前还对宝玉控诉说： 70 ==========第299页========== “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我虽生得比别人好些，并没有私情勾引你，怎么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这是她最后向王夫人这个剑子手发出的愤慨的抗议！在这个女奴身上充分表现了劳动人民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 鸳鸯是一个心地纯朴的女奴。她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奴的家庭，是一个在奴隶中又更为低下的“家生子儿”。但在这个女奴身上，却有着一付宁死不屈的硬骨头精神。当老色鬼贾赦想霸占她为妾，封建统治的暴力向她袭来时，她毫不畏惧，拚死抵抗。她斩钉截铁地宣称：就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从命！”她戳穿她嫂子想把她送到“火坑”，不过是“羡慕人家的 ==========第300页========== 戳穿她嫂子想把她送到“火坑”，不过是“羡慕人家的丫头做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她横行霸道”。她蔑视那种“主子”的“体面”和“尊贵”，连“天王”、“皇帝” 一概蔑视。她要的是一个奴隶的不可玷污的人格！她敢于向封建的等级制度挑战，提出了“家生女儿怎么样？”最后以“死”维护了奴隶的尊严，控诉了封建社会的罪恶。 此外，如司棋和潘又安争取婚姻自主双双自尽；芳官、藕官等群起围攻赵姨娘；龄官敢于反抗主子甚至元春的奴役和驱使，执意不唱自己不乐意唱的戏；以及芳 71 ==========第301页========== 官、蕊官、藕官为了跳出贾府的牢笼去当了尼姑，等等，都是发生在大观园内的奴隶们反压迫、争解放的典型。《红楼梦》第五十九回，平儿对袭人说：“但只听见各屋里大小人等都作起反来了，一处不了又一处”，“这三四日的功夫，一共大小出了八九件呢”。难怪四大家族的统治者们，发出了“‘扫帚颠倒竖’，一也没主子，也没奴才，…都是混帐世界”的悲鸣了。 经过奴婢们的反抗斗争，家内奴隶的身份，到雍、乾时期，在法律上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如雍正二年(1724年)，规定主人不得随意打死奴婢，违者分三等定以罚俸、降革、鞭责的处分。雍正五年(1727年)，又下令将徽州、宁国二府的“伴俏”、“世仆”，“开豁为良” ==========第302页========== 又分别将陕西之“教坊”、山西之“乐户”、常熟之“丐户”、浙江之“惰民”等，先后“除其贱籍”。乾隆四年(1739年)，江南嘉定县也重申：凡雍正五年(1727年)以前的白契奴婢，都可以“赎身”；雍正五年以后，不管是“红契”还是“白契”，都“应听其赎身”；在主家生育之子孙，赎身后“始准带出为良”，不在主家生育者，“本应开放从良”。 清统治者的这些规定，并没有全部兑现，有的不过是纸上谈兵。鲁迅在驳斥俞正燮吹捧雍正“解放惰民”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绍兴的惰民，直到民国革命之 72 ==========第303页========== 初，他们还是不与良民通婚，去给大户服役”，①即便奴婢身份在法律上有某些微小变化，也不是统治阶级的“恩赐”，而是奴婢们反抗斗争的结果。清统治者的出发点，决不是为了取消奴婢制度，其目的只不过是暂时缓和一下奴婢们的反抗，进一步加强对奴婢的蹂躏和榨取。 ==========第304页========== ①《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第 六卷，第183页。 73 ==========第305页========== 四大家族兴衰的背后 在《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政治历史小说中，作者用很大的篇幅，揭露了贾府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 在这个表面上“庄严肃穆”、“长幼有序”的封建家庭内，并不是风平浪静、“和睦”相处的。就在那二十多个主予中，父子、母女、婆媳、兄弟、夫妻、嫡庶等之间，围绕着“权”和“钱”这个轴心，进行着极其尖锐复杂的明争暗斗。正如探春所说：“一个个不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曹雪芹对贾府内部矛盾的揭露，决不是孤立的、偶 ==========第306页========== 然的现象，而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典型概括。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 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斗争，归根结底是为了争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的权利而进行的。为了获得这个权力，为了不断扩大剥削范围，在统治阶级内部，相互之间的争夺就必不可免，而且越临近死亡，争夺越激烈，使用的手段也更加阴险和毒辣。 74 清朝从开始建立起，统治阶级内部就充满着矛盾 ==========第307页========== 和斗争。在满族贵族各集团之间，满汉地主集团之间，汉族地主各派系之间，为了争权夺利，相互攻击排挤，尔虞我诈的斗争，一场紧接一场，连续不断。“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正是对这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形象的描述。从康熙年间起，经过雍正，一直影响到乾隆年间的“雍正夺位”事件，就是在最高统治层中比较突出，时间较长，范围较广的一次皇位争夺战。这次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和曹雪芹的家庭有密切的关连，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康熙一朝长达六十一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统治最长的一个皇帝。他的儿子很多，早死的不算，排了行的就有二十四个。早在康熙十四年(1675年)就决定皇二子允礽（音仍g)为皇位的继承人，立为皇太子。但是，对这个“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皇帝宝座有野心 ==========第308页========== 但是，对这个“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皇帝宝座有野心的其他皇子，并不甘心。因此，兄弟间一场争夺皇位的斗争展开了。为了战胜对方，他们都在自己的周围搜罗一些心腹臣僚，结成死党，勾心斗角，倾轧排挤。当时野心勃勃，势力最大的有皇长子允禔（膏支i)集团、皇四子允祺（即后来夺得皇位的雍正）集团和皇八子允禩（音似$）集团（后来允提集团并于其中），其他皇子有的依附这个，有的支持那个，几乎都卷了进去。 75 ==========第309页========== 各皇子集团形成后，相互间当然有不少矛盾斗争。但开始时，他们的主要目标，都集中在已立为太子的允礽身上。攻击的方法和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从散布流言蜚语、造谣中伤，一直到阴谋暗害，无所不用其极。特别是皇长子允禔，竟采用了封建迷信的方法，主使喇嘛巴汉格隆厌胜（厌胜，就是《红楼梦》中讲的“厌魔法”)太子允礽。这种封建迷信的手段，当然不会产生什么结果。但是，这一类事实却充分说明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尖锐复杂和不择手段。 立为皇太子的允礽，为了保住自己既得的地位，也网罗了一批心腹，结成党羽。一方面，依恃自己是法定皇位继承人的有利地位，与各皇子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恨不得把所有的兄弟都除掉。另一方面，为了早日登上皇帝的宝座，甚至还企图暗害自己的亲生父亲 ==========第310页========== 一康熙。 面对这种情况，康熙十分恼火。他在皇太子允初的问题上，废了又立，立了又废，搞了几个反复，就是想避免或减少各皇子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是避免不了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允礽最终被废后，矛盾逐渐集中到皇四子允稹和皇八子允禩两大集团之间。允禛是 一个“喜怒不定”，极端阴险狡诈，专搞阴谋诡计的野心 76 家。他经常表白自己“并无希望大位之心”，“不特不与 ==========第311页========== 人结仇，亦不与人结党”，“中立不倚，断无杀戮之事”。而背后却勾结年羹尧、隆科多、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等巡抚、总督、提督等，为战胜对方，夺取政权做准备。他在康熙面前毕恭毕敬，小心谨慎，殷勤恳切，显得领为体贴父意，从而骗得了“诚孝”、“伟人”之美名。 经过长期的明争暗斗，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正当康熙生病之际，允禛终于下毒手，把他父亲暗害了。并且急不可待地在当夜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清朝的第三代皇帝一雍正。为了掩饰自己的种种罪行，雍正对很多官方文件进行了删改和销毁，并下令各省督、抚：“留心访察，不得容伊等将朕当年藩邸之旧迹私记存留，违者重治其罪”。但是，历史事实是掩盖不住也抹煞不了的。 随着雍正的即位，整个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动。 ==========第312页========== 掌握了大权的雍正，为了巩固已攫取到手的最高权力，为了彻底从政治上，乃至肉体上消灭自己的对手，对和他争夺最激烈的同父异母兄弟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糖（管唐tg),分别加上侮辱性的名字：“阿其那”和“塞思黑”（满语，意即“狗”和“猪”），先是监禁起来，随后加以杀害。对同母弟皇十四子允概（音题）等，也没有轻易放过，根据敌对的程度，和对皇位的威胁的大 77 小，分别给予不同的处置。其中对允裸、允槽的党羽， ==========第313页========== 更是穷根究底，只要有一点嫌疑，有一点牵连，就要遭到死刑、流放、监禁、抄家、革职等处置。曹雪芹的家庭及其一些亲属，就是在这时遭受到打击的。 被康熙一手扶植起来的大家族，曹雪芹的祖舅 一一苏州织造李煦，到康熙死的第二年即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因贪污亏空两准盐纲银三十八万两而首先被撤职抄家。雍正五年（1727年)二月，又查出他献给允禩五个女婢事，几乎被处斩。后被流放到“打性乌拉”，①被冻饿折磨至死。曹家的另一至亲一杭州织造孙文成，早在雍正三年，就被暗地派人监视，但没有抓到把柄。最后以“年已老迈”为借口，被清洗了。 雍正二年(1724年)，曹颗《恭请圣安》的折子上，雍正就警告他“坏联声名，朕就要重重处分”。雍正五年，两准盐政噶尔泰的密奏和雍正在奏折上的硃批中已显 ==========第314页========== 露了不祥的征兆。密奏中说：“曹颗年少无才（硃批：原不成器)，遇事畏缩。织造事物交与管家丁汉臣料理。臣在京见过数次，人亦平常（硃批：岂止平常而已）”。 ①打牲鸟拉，满语。打牲，即打猎。乌拉，指江边。清初统治者在今吉林市西八十里松花江畔设立打牲乌拉，设总管一人管理，每年向清廷贡献一定数量的貂皮、东珠、蜂蜜、海东青等物品。有些犯罪宜僚，流放到打性乌拉当苦力。 78 这对曹家来说已预示着即将大祸临头。果然过了半年，因“御用褂面落色”，遭到“罚俸一年”的处分。这年年底，又重新翻出那笔多年补不完的、曹寅遗留下来的 ==========第315页========== “亏空”糊涂账，从而受到“罢任”抄家的惩处。并把曹家在江南的全部房产土地，赏给了新任织造隋赫德。雍正六年(1728年)七月，在江宁织造衙门左侧的万寿庵内，又搜查出了允禟于康熙年间在江宁铸造的金狮子一对（是“因铸得不好，交与曹颍，寄顿庙中”的），从而给这次抄家涂上了一层政治色彩。就在这时，曹家全家被迫离开居住了六十余年的江宁，回到北京。从曹家的被撤职抄家来看，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因素。这对曹家来说，无疑是一次严重的打击。但是，由于并没查出曹家与允禟、允禩集团有直接关系，因此，雍正对待曹家和对待允禩、允禟的党羽还是不完全一样的。抄家时，雍正对曹家还留有余地，“少留房屋以资养赡”，“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拨给”。当然，只留房屋是无法“养赡”的，一定在北方还留有不少土地。 ==========第316页========== 留房屋是无法“养赡”的，一定在北方还留有不少土地。从各方面情况看，曹家并没有因这次抄家而“一败涂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曹雪芹的家庭，仍然过着贵族地主式的生活。 雍正十一年(1733年)十月，就在曹家被抄家五年以后，在北京发生了一个案件：那位接替曹颗当江宁织 79 造的隋赫德，雍正九年(1731年)被“革职”在京“闲散”，以三千八百两银子向老平郡王纳尔苏行贿。在严厉审 ==========第317页========== 讯下，隋赫德最后承认：“小阿哥（按：指纳尔苏的第六子富静)是原任织造曹寅的女儿所生之子。奴才荷蒙皇上洪恩，将曹寅家产都赏了奴才”，“奴才来京时，曾将官赏的扬州地方所有房地，卖银五干余两，…老平郡王差人来说，要借五千两使用”。从供词来看，并不是隋赫德行贿纳尔苏，而是纳尔苏替曹家向隋赫德索回被抄没的财产。这一事件的发生，说明了曹家被抄家后不管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还有一定的势力。而这时，曹雪芹还是一个没有成年的孩子，因而这次抄家给他的印象不深，影响不大。 从现有材料看，曹家被抄家后，曹颓的堂兄曹颀，还一直担任旗鼓佐领到雍正十一年(1733年)七月他死时为止。曹颗的叔父曹宜，到雍正十三年七月，还在担任巡察圈禁允遵地方之“护军参领”的要职。同时，康 ==========第318页========== 担任巡察圈禁允禵地方之“护军参领”的要职。同时，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曹颗去世时，他的妻子马氏怀孕已七个月，当年生下了一个遗腹子一即雪芹之堂兄曹天祐。他在雍正末年到乾隆初年，还做了一个六七品官一州同。曹颗死后，曹颍继任江宁织造，“以养两世孀妇”，曹天祐的家和曹雪芹的家，是一而二、二而 一的关系。如果雍正五年的抄家就“一败涂地”的话， 80 曹天祐的家庭，也无法逃脱覆灭的命运。 ==========第319页========== 雍正是一个手段十分毒辣的统治者。他为什么对曹家这样“宽大为怀”？因为，除了在江宁那对金狮子外，再没有找到任何一点有力的证据，说明曹家是允禩、允裤的死党。而曹家和怡亲王允祥的密切关系，却是很值得注意的。雍正二年，允禛在曹颍的“恭请圣安”的折子上批道： “你是奉旨交与怡亲王传奏你的事的，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你若自己不为非，诸事王子照看得你来多你若作不法，凭谁不能与你作福。不要乱跑门路，瞎费心思力量买祸受。除怡王之外，竟可不用再求一人托累自己。为甚么不栋省事有益的做，做费事有害的事？因你们向来混帐风俗贯（惯）了，恐人指称朕意撞你！若不懂不解，错会朕意，故特谕你。若有人恐吓诈你，不妨你就求问怡亲王。况王子甚疼怜你，所以朕将你交与王子。主意要拿 ==========第320页========== 定，少乱一点。坏联声名，朕就要重重处分，王子也救你不下了。特谕。” 从这个硃批，再结合雍正五年曹家的撤职、抄家来看，固然包含着怀疑曹家和允禩、允禟集团有关系的意思，但是，“你是奉旨交与怡亲王传奏你的事的”，并不是“处置”或“看管”，而是曹颗通过怡亲王来向雍正“传奏”他的事情。我们从硃批“诸事王子照看得你来”， 81 “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若有人恐吓诈你，不妨你就 ==========第321页========== 求问怡亲王，况王子甚疼怜你”等等，可以看出怡亲王允祥与曹家关系的密切，不象一个“监视”者与被监视者的关系。 允祥与曹家的这种密切关系开始于何时，我们还不十分清楚。从现有材料看，早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他和曹家就已经有接触了。康熙第五次南巡时，除携带宫眷及皇太子允礽外，允祥是其他诸皇子中唯一随从的一个。这次南巡，作为两准盐政兼江宁织造的曹寅与苏州织造李煦，担任了筹备接待的主要角色。到达江宁之后，康熙与允祥等住在江宁织造衙门，还特地到“织造机房内看匠人织机”。因为他们煞费苦心的“预备行宫，勤劳诚敬”，康熙特地为曹寅加授通政使司衔，为李煦加授光禄寺卿衔。允祥与曹家的关系，很可能从这时就开始了。雍正上台之后，与曹家有“通家之 ==========第322页========== 谊”（即世交）的尹继善，为允祥所赏识，当过怡亲王府“记室”（机要秘书）多年，这更可能加深允祥与曹家的关系。 允祥在康熙年间各皇子集团争夺皇位的斗争中，曾经是靠拢允祺集团的。为此，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第一次废除皇太子允礽时，他曾被“削爵”。而此时的曹家，很难说是站在那一个集团一边。雍正即位后， 82 允祥被封为“饴贤亲王”，成了“列祖之功臣”，国家之“贤王”，“朕躬”之“良佐”（雍正语）。他在康熙的诸皇 ==========第323页========== “贤王”，“朕躬”之“良佐”（雍正语）。他在康熙的诸皇子中，算是下场最好的一个。他管理过宗人府、户部事务，还担任过议政王大臣等职务。特别是他在管理营田水利事务方面，作出了一定成绩。雍正为了掩饰自己的残暴，免受舆论的谴责，从行动上证明自己“断无杀戮之事”，不能不从所剩无几的几个弟兄当中找一个“楷模”来加以“颂扬”。找来找去也只能找到允祥了。在允祥死之前，雍正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曾在清朝西陵所在的易县，选了一块“上吉之地”赐给他。根据惯例，封建帝王的墓地，是不允许埋葬其他人的（包括亲王在内)。如果允祥欣然接受了，“不惟不能蒙福子孙”，还必然遭受祸殃。允祥也很有政治头脑，便婉言谢绝了。后来，在六十里以外的涞水县水东村，找了一块“平善之地”，作为怡亲王墓地。允祥也很会表演，煞 ==========第324页========== 有介事的“取土一块，捧面吞之”，表示“感激”皇上的“恩典”。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允祥和雍正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 在封建社会即将垮台的前夕，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是激烈的、错综复杂的。我们对待历史上的一切问题，必须运用唯物辩证的观点，透过现象，看清它的实质。·雍正初年，允祥尽管没有用实际行动来反对 83 雍正的阴谋活动，但他没有参与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态 ==========第325页========== 度。而受到雍正优待的允祥与曹家的密切交往，又与曹家没有完全象李煦那样遭受灭顶之灾是不无关系的。雍正虽然野心勃勃，但统治时间只有十三年。他在一七三五年“暴病”死后，他的第四个儿子弘历继位，就是清朝第四代皇帝一乾隆。乾隆上台后，为了缓和一下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对各级官僚进行了普遍封赏，有些被他父亲监禁和处分的宗室大臣，也分别加以释放和恢复爵位。但是，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位的斗争，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就在乾隆即位的第四年，以庄亲王允禄为首，包括怡亲王允祥之子弘昌、弘胶，并联合允礽之子弘皙（香析x)“逆谋”活动被揭发了出来。经过进一步追查，发现他们先是利用太监李蟠，“将宫内之事，信口传说”，制造奥论。弘皙“自视东官 ==========第326页========== 嫡子，居心叵测”，“仿照国制，设立会计、掌仪等司”，竞然称寡道孤，暗地做起皇帝来了。乾隆对此当然不会轻易放过。照例又是一次大规模的、涉及范围很广的“惩治”。 在这次政治事件中，庄亲王允禄是“首恶”。他是 一个两面派。在康熙年间争夺皇位的斗争中，他野心勃勃，并不是站在允禎集团一边的。雍正即位后，他马上把康熙末年皇三子允祉对他讲的“东官一位，非我即 84 四 尔”的私房话，统统揭发了出来，为允稹镇压政敌立下 ==========第327页========== 了汗马功劳。为此，他在雍正年间飞黄腾达，甚受重用。乾隆即位之后，他又勾结弘皙等，企图重整旗鼓，大干一场。事件发生后，乾隆出于某些考虑，先是把允禄高墙禁锢，到第二天就放了出来，“以安众心”。最后，只革去“双俸”及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等职务。而对允礽之子弘皙，进行了无情镇压。在“东果园，永远圈禁”。对允祥的儿子们，也进行了相当严厉的镇压。长子弘昌、四子弘皎，分别革去贝勒、郡王爵位。七子弘晓是允祥王位的继承者，虽然没有卷进去，但在乾隆八年(1743)十月，在清宁宫祭祀祖先时，因弘晓“失礼”，没有佩带小刀，遭到乾隆的痛斥。并以此为借口，解除了他担任的正白旗汉军都统及理藩院事务等职务，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对于那位被雍正大肆吹捧，死去 ==========第328页========== 多年的叔父一允祥，乾隆也没有放过。雍正年间各地建立的怡亲王祠堂，到乾隆十年以后，为了掩人耳目，除京畿附近外，都相继改为关帝庙。乾隆对此还说：“此亦无关政要，不必张扬，行所无事可耳”。并下令：“各省俱宜照此”办理。怡亲王府，在乾隆年间的政治地位，可以说是一落千丈。 曹雪芹的家庭，在这次政治斗争中，很可能再次受到奄连，再次遭到打击。就在此后不久，曹家急转直下 五 85 “拨营归族”，从城内迁到了香山脚下正白旗满洲集聚 ==========第329页========== “拨营归族”，从城内迁到了香山脚下正白旗满洲集聚的北上坡，过着“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寒冬咽酸蘿（音基。荣名），雪夜围破毡”的生活。曹雪芹在穷愁潦倒的贫困生活中开始了《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政治历史小说的创作。 为什么说曹家的急转直下和这次斗争有关呢？因为曹家的亲属，从傅鼐到富察昌龄，从纳尔苏到福彭，都在雍正年间到乾隆初年，相继获罪的获罪，革职的革职，死的死，亡的亡。这两家贵族官僚，与这场斗争都没有联系，不可能牵累到曹家。而曹雪芹和弘胶、弘晓的关系却是值得十分注意的。 曹家的先世，是早在入关以前入旗的汉人，入关之后，成为内务府的包衣。从旗分来说，他家应该是“正白旗满洲尼堪（即汉人）”。乾隆上台之后，为了保持所 ==========第330页========== 谓满族固有的风俗习惯，口头上虽然高谈什么“满汉一体”，实际上却是制造“满汉轸（音诊立）域”。乾隆二、 三年间，就规定旗人的家奴可以开户（即准许汉人出旗)。乾隆三年(1738年)十一月，命令八旗包衣参加汉军考试。就是说，把满洲八旗内部有汉族血统的人都当作一般汉人来看待了。他给“汉军”下的定义是：“汉军其初本系汉人，有从龙入关者，有定鼎后投诚入旗者，亦有缘罪入旗，与夫三藩户下归入者，内务府、王公 86… 包衣拨出者，…先后归旗，情节不一。其中惟从龙人员子孙，皆系旧有功勋，历世既久，自毋庸另议更张。 ==========第331页========== 其余各项人等，…如有愿改归原籍者，准其与该处民人一例编入保甲”。曹雪芹的家庭既是“从龙入关”的“旧有功勋”人员的子孙，又是内务府的包衣。但在雍正年间抄家之后，特别是乾隆即位之后，已经不在内务府做官，属于“内务府包衣拨出者”了，自然就有由正白旗满洲拨入正白旗汉军的可能了。《清史稿》、《清史列传》、《四库提要》、《八旗文经》、《八旗画录》等乾隆以后所刊之书，都说曹家隶属于正白旗汉军是有道理的。 怡亲王弘晓，从乾隆五年(1740年)七月起，当过几年正白旗汉军都统。弘晓与曹雪芹的关系既是上下级的关系，又有老一代的深交。特别是乾隆八年（1743年)以后，两家相似的遭遇，两人思想上的某些共同之处，他们来往频繁，友谊密切，是完全可能的。 大约在乾隆二十年（1757年)左右，曹雪芹再由属 ==========第332页========== 于正白旗满洲的西山北上坡，迁到旗民杂处的白家瞳居住，一直到他死为止。曹雪芹为什么搬到白家瞳居住？这还是与弘胶、弘晓有关。因为，白家瞳一带是怡亲王允祥生前最有影响的地方。在雍正初年，他曾在白家瞳附近兴修水利。这个地方“泉甘木茂”，风景优美。在他的晚年，“尝因田猎，往来于此”。因而在白 87 家瞳修盖了“别墅”，“以为憩息之所”。他曾向雍正报告说：“白家瞳一带居民，忠厚良善，深知感激朝廷教养之 ==========第333页========== 说：“白家瞳一带居民，忠厚良善，深知感激朝廷教养之恩”。允祥死后，白家瞳“居民人等，…愿自备资本”，为怡亲王建立“祠宇”。雍正把白家瞳一带十个村庄，共三百户居民的地丁钱粮，“永远蠲免”外，又把附近“入官田土，三十余顷”作为祠堂“祭田”。按人口“的量多寡，派拨地亩，令其世世管业”。实际上，白家髓一带的劳动人民，都是佃种怡亲王府的土地，都成为弘晓家的佃户了。从这些事实，可以充分说明怡亲王和白家瞳关系之密切。 曹雪芹迁到白家瞳居住后，继续从事《红楼梦》的创作。他的住处与怡亲王别墅和允祥祠堂近在咫尺，为曹雪芹和弘胶、弘晓的交往提供了方便条件。 曹雪芹的好友敦敏、敦诚兄弟，也是弘晓、弘胶及其清客汪易堂的亲密朋友。，他们之间的交往至晚在乾 ==========第334页========== 其清客汪易堂的亲密朋友。，他们之间的交往至晚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就开始了。在他们]的集子里，保存了不少彼此“酬答”的诗篇和来往的书信。在曹雪芹死前（乾隆二十八年），他们朝夕相处，来往频繁。春天则“踏春”而游，饮酒吟诗；中秋则“泛舟”至深夜；重九登西山。这说明他们之间的感情多么深厚。 最近，中国历史博物馆发现了《石头记》残抄本。据研究，它是《已卯》本的散失部分，其中都避讳“祥”字 88 (作栏或祥)和“晓”字（作哕）。和《怡府书目》（北京图书馆藏善本)中避讳“祥”字“晓”字完全一样。这就证 ==========第335页========== 明《己卵》本就是怡亲王府本。虽然脂批不多，但原稿改动很少，较符合曹雪芹的原意，很可能是我国现存《石头记》抄本中最早的一个珍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只能在曹雪芹的至亲好友当中辗转传抄。很有可能，《己卯》本就是弘晓直接从曹雪芹手里借来手稿叫人抄写的。怡亲王府本的发现，进一步证明曹雪芹与弘胶、弘晓关系之密切。曹家在乾隆初年再次遭受打击，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自杀自灭”中“一败涂地”，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曹雪芹亲自经历过一段由富贵荣华到穷愁潦倒的生活。这种兴衰际遇，无论对他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红楼梦》前八十回中，虽然并未写过抄家之事，但已预言贾府日后将被抄家。第十三回中，秦可卿托梦给凤姐说：“一日徜或‘乐 ==========第336页========== 极生悲”，“便是有罪，己物可以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第七十四回，探春说：“你们别忙，自然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是议论甄家，自己盼着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我们认为，高鹗在第一百零五回，给贾府安排了一次“锦衣军查抄宁国府”，是符合曹雪芹的原意的。 89 尽管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一再表白：“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等等，这是完全 ==========第337页========== 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在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大兴文字狱，实行高压政策，任何一点触及封建统治者内幕的言行，都要受到残酷的迫害。为了能够“编述一集，以告天下”，“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就成为曹雪芹所能采用的最好的办法了。 ==========第338页========== 90 “护官符”的秘密 《红楼梦》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书里的各种矛盾和斗争都是从这里引伸展开的。一个贾雨村，一张“护 ==========第339页========== 和斗争都是从这里引伸展开的。一个贾雨村，一张“护官符”，集中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国家机器的阶级实质，揭露了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时期，官场的腐败和政治上的黑暗。 清朝是一个封建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国家。清朝前期，由封建皇帝一人“乾纲独揽”，中央集权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从《红楼梦》 一书中，可以看到这种皇权无限膨胀的描述。诸如从中央到地方官吏的升调任免，账济灾荒，大赦刑事犯，对劳动人民的反抗活动进行军事镇压等等，无不出自皇帝一人之手。皇权已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皇帝看来，“朕即国家”，这个国家里的土地、人民以及一切社会财富，都为他一人所主宰。而皇帝又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马克思说：“皇帝知道自身的利益，是与 ==========第340页========== 旧封建官僚杜会有密切关系的”。①他们的命运是紧密 ①《马克思在科伦法庭前的辩护辞》第42页。（中华书局一九五○年版) 91 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要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政权，就必须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他就要建立一个维护这个阶级利益、保护封建剥削制度的国家机器。 毛主席指出：“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 ==========第341页========== 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①因而，在封建国家里，君权是地主政权的集中代表，而从中央到地方，它的整个官僚机器都是为一小撮地主阶级服务的，是地主阶级剥削和压榨劳动人民的工具。历来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欺骗劳动人民，总是把自己打扮成全民的代表。乾隆就不厌其烦地吹嘘什么“民为邦本”，“小民皆朕赤子”等等，甚至把“蠲免天下钱粮”也视为自己的“德政”。其实蠲免钱粮，只会对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有利。当无地的佃户要求地主根据朝廷所蠲分数来免交地租时，乾隆便原形毕露，摆出一副地主阶级头子的面孔说：“佃户之与业主，其减与不减，应听业主酌量，…岂有任佃户自减额数，抗不交租之理”。他代表那个阶级讲话，不是昭然若揭了吗？雍正也说过：“各处富户，其为士民殷实者，…乃国家之良民也”。 ==========第342页========== 有的官僚更赤裸裸地说：“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 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87页。 92 赖也”。·封建国家的阶级基础，是“民”还是“地主”，不是很清楚吗！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封建政权、封建政府本身，“也总是要被这些大地主牵着鼻子走的。”①而自称“为民父母”的各级地方官吏，不过是为地主豪绅阶级效劳的鹰犬，他们在劳动人民面前，是一伙凶狠残 ==========第343页========== 暴的吃人野兽。他们和地主豪绅之间，尽管有时也有矛盾，有冲突，但基本上是地主豪绅的驯服工具。据记载：康熙年间“地方有司，则平日奉缙绅如父母，事缙绅若天帝”，“宁得罪于百姓，不敢得罪于缙绅”。雍正年间，无锡、崑山一带，“向来地方官多有欲借乡绅之游扬，则交结乡绅，而欺陵百姓”。嘉庆年间，有个官僚说得 十分清楚：“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延人士以通上下，…如此，则上下通，而政令可行矣”。《红楼梦》第 四回的“护官符”，更加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封建的国家机器，到底是为那一个阶级服务，压迫那一个阶级的。“护官符”是什么东西？曹雪芹揭露得非常深刻，那就是保官进爵的秘决。新上任的“应天府尹”贾雨村，通过“门子”的介绍，知道了“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 ==========第344页========== 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 ① 《给农村贫民》，《列宁全集》第六卷，第341页。 93 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一所以叫做“护官符”。金陵的“护官符”是：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第345页==========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是大贵族、大地主、大皇商的典型代表。贾家是清王朝的开国功臣，世代相传的豪门贵族；史家是封侯的贵族之家；王家是大官僚家庭；薛家是大皇商。他们都是地主阶级的上层人物。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使他们结成了一个享有封建特权，有钱有势的豪门地主集团。他们互相勾结，互相依赖，连烟成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封建社会的所谓“王法”，是地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体现，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特权而建立的，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尽管封建统治阶级也在喊叫什么 ==========第346页========== 有强烈的阶级性。尽管封建统治阶级也在喊叫什么“王公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其虚伪性是不戳自穿的。正如列宁所教导的：封建法规“基本上是为了一个目的 维持地主统治农奴的权力”，①例如，“无故杀人” 《论国家》，《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438页。 94 是清朝法律所不能允许的，“杀人者偿命”也是法律上明确规定的，但在执行过程中，触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违背了地主阶级的意愿，法律就变成了一纸空文。康熙末年，当过布政使的张霖之子，“以奸情事伤害多 ==========第347页========== 康熙末年，当过布政使的张霖之子，“以奸情事伤害多命”，依法革去举人，还要判刑。因他家在地方上是一个有钱有势的大乡宦，地方官不敢执行。后来不但“捐复”了举人，而且还“候补”做官。虽然当时“众论不服”，却“无有参之者”。当贾雨村与四大家族中的贾家联了“同族”，又在贾家“极力帮助”下，爬上了“应天府尹”要职时，碰到的第一个案件，就是为“争买一婢”，“呆霸王”薛蟠，打死了冯渊。薛蟠“夺了丫头，他便没事人一般，只管带了家眷走他的路”；而冯家“告了 一年的状，竟无人作主”。当贾雨村得知“薛家原系金陵一霸”时，为了保住官爵和性命，也就顾不得这个被“争买”的婢女，就是曾经资助过他的恩人一甄士隐的女儿，只管“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还疾忙修书二封与贾政和京营节度使王子腾，说什么“令甥之 ==========第348页========== 事已完，不必过虑”。而冯渊却冤沉海底，真正成了“逢冤”。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北京西城发生了一件人命案，杀人凶手是闲散觉罗恒克。他在“山西民人武三杂货铺内赊买酒物”，欠京钱六十四文长期不还，后来恒克伙同几个帮凶又到武三店内喝酒，再次赊欠一百 95 三十八文。因“武三不允，致相争角。恒克掌批其颊，又用碗将武三头颅殴伤”，致使武三“越日身死”。虽然经过上告，因打死人的是大贵族，只将恒克等交宗人府 ==========第349页========== 处理而不了了之。这一案件，几乎和《红楼梦》第八十 六回，薛蟠在酒馆里无缘无故用酒碗睡死张三的情节 一模一样。因薛家有钱有势，用钱打点好上下衙役、证人，再花上几千银子，把知县买通。最后，薛蟠翻了口供，判了个“失手”“误伤”了事。这样人命关天的案件，无故杀人的凶手为什么能逍遥法外，不受封建法律的制裁呢？在这些贵族、官僚、乡宦们看来，衙门是为自已开的，法律是维护本阶级利益的，因此，“人命官司”又怕什么？最多“花上几个钱，没有不了的”。清朝“王法”是最高统治者制定的，它不过是为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而制定的，犯法地主豪绅，如何能“依法”审讯呢？小小的知县府尹，知果不“徇情枉法”，不但官保不住，就连自己的性命也要丢掉了。 ==========第350页========== 冯渊是一个小乡宦之子，在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这一点上，和皇商出身的薛蟠，有相同之处，理应受到封建法律的保护。但因杀人犯薛蟠比他更有钱有势，于是“王法”就成了一张废纸，不起任何作用了。连冯渊这样的乡宦之子都成了欺凌的对象，那些处在最低层，无权无势的劳动人民，更是被踩在脚下，不得翻身 96 了。正如列宁指出的：“骑在不敢说话的人民头上的官黑压压地好象一片森林；普通的做工的人永远穿不过这片森林，永远得不到公道。对于当官的贪污、掠夺和残暴行为的任何控诉，都是石沉大海，官场舞弊使得一 ==========第351页========== 切状子都毫无下文”。国 清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是统治阶级法律的执行者和阶级利益的体现者，是统治阶级镇压劳动人民的刽子手和帮凶。而这些官僚则主要是通过恩荫、科举、捐纳三种途径来选拔和任用的。恩荫是因与皇室有亲属关系或祖先对朝廷有功而成为官僚的。这些人本来就是统治阶级的一员，他要竭力维护封建统怡阶级的利益，是毫不奇怪的。科举出身的人，有的虽然他的家庭可能贫苦些，但，他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作官，作官又是为了弄钱。正如郑板桥所说：“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只要进入仕途，就要拚命搜刮民脂民膏。至于以捐纳的方式，花了许多银子才买得一官半职的人，一朝权在手，更要大捞一把了。所以，每个官僚在上任之 ==========第352页========== 朝权在手，更要大捞一把了。所以，每个官僚在上任之前，心里都要作一番仔细的考虑，算一笔贪污帐。看看能有多少“袖水”可以装入自己的腰包。例如下级孝敏 《给农村贫民》，《列宁全集》第六卷，第333页。 97 的“馈（音愧ku。赠送）遗”有多少？能贪污的各种“陋规”有多少？向上级及各方面的“应酬”又需多少？等等。经过周密的计算，如有“甜头”这才走马上任。但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能不投入地主豪绅、达官贵人的怀抱，成为他们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驯服工具。 在这样一些封建官僚把持垄断下的清朝官场，贪· ==========第353页========== 在这样一些封建官僚把持垄断下的清朝官场，贪污盛行，贿赂成风。各级官僚机构瘫痪臃肿，整个的国家机器腐朽不堪，劳动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康熙年间，大官僚魏象枢承认：“今百姓困苦已极，而大臣家益富。地方官吏剥民媚上，督抚司道又转魄政府。…动辄徇私，将帅无复纪律，…刑官鬻狱，豪右为奸，皆可忧可危之事”。这种情况，到乾隆时期，更加严重了。四川巡抚王土俊供认：当时“办理政务，有专尚揣摩以希称旨者”，“徇情纳贿，为士宦捷径”，“作奸胥吏，乘机撞骗喝诈，上下其手”，“奔走达官之门如市”，“引类呼朋而交互嘱托，…巧索酬谢，…豌（音舔i道。同“规”，厚着脸皮)颜不作（音坐zud。惭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有的甚至“吏治废弛，州县并不以审案为要务，以致案积如山，竟有事经数年及十余年未审未 ==========第354页========== 报之案”。这些，虽然都是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发出的感叹，却反映了清朝官场的黑暗腐败，已经达到足以使封建统治者“可忧可危”的程度了。 98 《红楼梦》中的贾雨村，就是当时社会上一个卑鄙无耻和凶狠残忍的封建官僚的典型。他出身于一个没落地主官僚的家庭。虽一度穷得“暂寄庙中”，“卖文作字为生”，但“求取功名，再整基业”的剥削阶级思想一直存在。他把自己比作“美玉”，“待价而沽”。由于得到了乡宦甄士隐的赏识和资助，不久考中了进士，当了县令。这个貌似“清高”，假装“斯文”的“穷儒”，一登上 ==========第355页========== “仕途”，就“徇庇藏役，交接乡绅”，贪婪地搜刮百姓。但他毕竟是个“新手”，没有掌握做官的“决窍”，在政治上还没有有力的后台，所以，干了不到一年，被上司参了 一本，结果“革职”丢官。被参的重要原因是“恃才侮上”，也就是说对上级“孝敬”得不够。经过这次挫折，他总结了“经验教训”，不久就找到了四大家族这个有力的后台，不但复了职，而且升了官。在应天府尹任上，因为“徇情枉法”，通过“护官符”这个阶梯，达到了升官发财的目的。在几年之内，他飞黄腾达，由知府而御史、吏部侍郎、兵部尚书，真是显赫一时了。清朝各级官僚贪污行贿案件不但层出不穷，而且数字也是十分惊人的。著名的如康熙年间大学士明珠等的贪污行贿案，雍正初年大将军年羹尧贪污军需费、捐纳费案，乾隆年间臭名远扬的两淮盐引案、甘肃米捐 ==========第356页========== 案等，被牵连的人数达几十个之多，贪污的银子都成干 99. 累万。最大的贪污案，要算乾隆末年当了近二十年大学士的和绅，嘉庆年间被抄家时，估计全部家产达八、 九亿两之多。但是，最大的贪污犯不是别人，正是皇帝本人。因为，嘉庆抄了和珅的家，把全部财产都装入了自己的腰包。难怪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言论了。这种自上而下，串通一气，“无官不贪”的状况，充分说明了封建社会即将垮台时期，官场已经黑暗腐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第357页========== 已经黑暗腐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官僚们贪污行賄的结果，必然直接或间接转嫁到劳动人民的身上，从而促使阶级矛盾尖锐化，把封建社会推向垮台。 ==========第358页========== 100 孔孟之道的叛逆者 孔丘创立的儒家学派，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度时期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的斗争，是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阶级 ==========第359页========== 儒法两家的斗争，是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阶级两个阶级、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封建制度建立以后，地主阶级逐步地从革命转化为反动，曾经是代表反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儒家，也就变成了封建社会中最黑暗、最反动的政治势力的代表。儒法两家的斗争，成为地主阶级内部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封建制度越是没落，封建统治阶级越是要吹捧孔老二和儒家学派，把孔丘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宋明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维护理学和反对理学的斗争，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儒法斗争的焦点。曹雪芹的《红楼梦》不仅反映了清代维护理学和反对理学的斗争，而且《红楼梦》一书就是曹雪芹反对孔孟之道、反对程朱理学的有力武器。 ==========第360页========== 程朱理学是以宋代程颢、程颐和朱熹为代表的儒 01 家学派。他们学说的核心，就是董仲舒根据孔老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及其有关的伦理道德观念而提出的“三纲五常”。他们把“三纲五常”说成“天理”，说这种“天理”在有人类之前就已经存在，有了人类以后，才将这种“天理”入在“里面”。因为是“天理”，人们只能服从，不能违反。为了维护封建秩序，从思想上扼杀被压迫阶级的正义要求和革命行动，他们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口号。在他们看来，“圣人千言万语，只 ==========第361页========== 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对于妇女的迫害尤其严重，说什么“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妇女死了丈夫，不能改嫁，如果改嫁，就是失节。 毛主席说：“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 四条极大的绳索。”①程朱之流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就是为了维护“四权”，代表了日趋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他们的学说得到了从宋到清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欣赏。朱熹刚死，他的《四书集注》就“立于学官”。元人修《宋史》，特别把程朱等人从“儒林”中分离出来，另立《道学传》，并说“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封建统治阶级对程朱理学竭 湖南农民运动考柒报告》，《毛泽东选集》第31页。 ==========第362页========== 102 力提倡，程朱理学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 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社会危机的加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也出现了新的特点。 明代后期，被称为“异端之尤”的李贽就对理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儒家的祖师爷孔老二。他说，以孔丘的是非为是非，就是没有是非。他认为儒家的经典“六经”、《论语》和《孟子》，不是“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就是“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再不就是那些迂腐糊涂没有头脑的学生们的残缺不全的记录，并不是什么“万世之至论”。他反对道学家维护的 ==========第363页========== 录，并不是什么“万世之至论”。他反对道学家维护的“三纲五常”，他主张老百姓的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他揭露那些道貌岸然的道学家“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音至山。猪）”，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是一群言行不一的衣冠禽兽。他一反道学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野蛮教条，称许寡妇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不是“失身”，而是“获身”。不这样就要“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了。 李贽在当时虽然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迫害，最后还由皇帝出面加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捕入狱，迫害致死。但是，李贽思想的影响却是扑 103 ==========第364页========== 灭不了的。 明清之际，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农民起义的急风暴雨，摧毁了明王朝的黑暗统治，满族贵族，成了全国的统治者，由于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激起了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反抗，阶级斗争出现了更加复杂的情况。在这“天崩地解”的时代，从地主阶级内部分化出一些具有民主思想和民族意识的进步思想家。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批判了被封建统治阶级奉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 黄宗羲在《原君》中，对封建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君权进行挑战。他说，封建君主“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 ==========第365页========== 天下之子女”，以供其“一人之淫乐”，已成为“天下之大害”。天下的不得安宁，就是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结果。他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作官是“为天下”，不是“为君”，是“为万民”，不是“为一姓”。如果君主“不以天下万民为事”，作臣的就没有必要“杀其身以事其君”。 顾炎武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对理学进行批判，提出了“理学即经学”的主张。他指出宋以来所谓的“理学”，实际上是“禅学”。这种脱离实际的空谈，不仅“自丧”而且“迷众”，既害了自己，也误了别人。他把理学比之于晋代的“清谈”，不同的是“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 104 ==========第366页========== 清谈谈孔孟”，而它的危害却超过晋代的清谈。“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严重后果，都是这种清谈造成的。王夫之对理学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他指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性的气而不是理学家宣扬的绝对精神一理。“理在气中”，“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他认为世界上只有形形色色的具体的事物，事物的规律存在于事物之中而不是游离于事物之外，没有某一事物，也就没有关于这一事物的规律。没有弓箭，就没有“射道”，没有车马，就没有“御道”，没有儿子，就没有“父道”，没有弟弟，就没有“兄道”。他得出结论说：“天下唯器”，“无其器则无其道”。他还认为人性不是天生的，是后天环境逐渐养成的。他说“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则夫天命者岂但初生之顷 ==========第367页========== 命之哉？”这些观点和程朱理学都是针锋相对的。 列宁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杜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①康熙是清代统治者中最有作为的政治家。他对外坚决抗击沙皇俄国的侵略，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独立；对内实现国家的统一，不仅消灭了吴三桂之流的分裂割据势力，而且平定了一 ①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208页。 105 ==========第368页========== 小撮民族分裂主义者在边疆发动的叛乱，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另外，他对于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和科学文化等方面也比较重视。他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是有一定贡献的。但是，作为封建末期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不能不有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不仅对广大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而且为了笼络汉族和加强对人民的统治，他提倡尊孔，推崇程朱理学。 早在顺治二年(1645年)，孔丘就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的头衔。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玄烨亲自到曲阜祭孔，并且史无前例地向孔丘的亡灵行“三跪九叩礼”；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他又亲笔写了“万世师表”的题词，把孔丘这个没落奴隶主贵族的 ==========第369页========== 代表捧到了最崇高的地位。玄烨对程朱理学也竭力推崇。康熙十八年(1679年)，他在《上谕十六条》中就提出“黜异端以崇正学”。他所谓的“正学”，就是程朱理学。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他更竭力吹捧朱熹，说这个孔老二的信徒“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孔孟之后，“朱子之功最为宏巨。”于是以朱熹配享孔庙，升大成殿十哲之次。他还亲自编纂《性理精义》、《性理大全》，一些有名的理学家，都得了高官显爵。程朱理学越来越成为不可触犯 106 ==========第370页========== 的神圣教条。出现了“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局面。谁要是非议程朱理学，谁就会遭到迫害，有“身命之虞”。 尽管如此，康、乾年间反对程朱理学的斗争并没有停息下来。就在康熙大力推崇程朱理学，压制“异端”的情况下，颜元用唯物主义的“理气一元论”集中批判了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这个反动口号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天下没有“无理之气”，也没有“无气之理”。精神性的“理”必须依附物质性的“气质”而存在，没有气质，也就没有理。没有气质，性也就成为天地间无作用的“虚理”了。他还说：“知无体，以物为体；犹之目无体，以形色为体。”进一步说明了认识和客观事物的关系。也就是说：人只有接触到具体事物才产生感觉。如眼睛只有具体看到某一种东西，才有形和色的 ==========第371页========== 觉。如眼睛只有具体看到某一种东西，才有形和色的感觉。他以“理气统一”论和“行先知后”论的唯物主义理论批判了理学的唯心主义观点。 颜元还反对歧视妇女。他青年时代，曾同一个叫无退的和尚辩论。和尚认为，讲道的时候，不能有妇女在场，有一个妇女在场，就不能讲道。颜元反驳说，“释迦之父，有一妇人，生释迦，才有汝教；无退之父，有妇人，生无退，今日才与我有此一讲”。如果没有妇女，就不会有佛教，也不会有你无退，你还讲什么道呢？道 107 ==========第372页========== 学家以妇女失身为最可耻，颜元却说，世俗“止知斥辱女子之失身，不知律以守身之道，男子之失身，更宜斥辱也”。 在《红楼梦》作者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个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戴震，他用给《孟子》一书作注解的形式来阐发他反理学的思想。他在《孟子字义琉证》中揭露了理学杀人的本质。他指出程朱理学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把“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等正当要求统统认为是罪过，应毁灭的，而把封建的刘教作为至高无上的“天理”。其目的是要被统治者忍受统治者的宰割而不准反抗，这是镇压人民反抗的精神枷锁。他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 ==========第373页========== 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他这一段话，充分揭露了理学家们所宣扬的理的虚伪性和反动性。尊者、长者、贵者，错了也是对的，卑者、幼者、贱者，对了也是错的。“下之人”的正当的要求，被指责为违背“天理”而蒙受无数罪名。一个人犯法被处死，还会有人表示怜悯；而被“三纲五常”等吃人的礼教杀害的人，有谁敢来表示同情呢！这是戴震对吃人的礼教的沉痛 108 ==========第374页========== 控诉。 曹雪芹在这场反对程朱理学的斗争中，也是一位坚强的战士。“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杜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①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曹雪芹没有也不可能“归附于革命的阶级”，但由于他家庭败落后，社会地位急剧变化，特别是后期，他比较接近下层人民群众的生活，因面使他能够接受当时的进步思想的影响，而成为统治阶级的叛逆者。他的好友敦诚、敦敏曾经一再用“傲”、“狂”两字来形容他的为人，说他有“傲骨”，“狂于阮步兵”。②就 ==========第375页========== 是说曹雪芹反对封建礼教的精神还在当年的阮步兵之上。《红楼梦》一书，就是这种战斗精神的充分表现。 《红楼梦》通过典型的艺术形象，揭露了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反动、腐朽和虚伪，同时也表现了叛逆者和奴隶们反对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斗争。这是当时社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1页。 ②阮步兵即晋代的阮籍，是历史上著名的反对封建礼教的进步思想家和文学家。因为反对礼教而为“礼法之士”所不容，儿乎道到杀身之祸。 109 ==========第376页========== 会上维护封建正统思想和反对封建正统思想的激烈斗争的形象反映。 《红楼梦》中的贾府，是一个“功名奕世（奕，音亦y1,累。奕世，累代)，富贵流传”的百年望族。子孙虽多，但“略可望成”的就仅仅是宝玉一人而已。因此，贾府的统治者殷切地期望他“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成为立身扬名，光宗耀祖的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然而，和他们的愿望相反，宝玉却走上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叛逆者的道路，“不能安分守理”，“一味的随心所欲”，与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当贾元春被选为皇妃的消息传来的时侯，宁荣两处上下内外人等，莫不欢天喜地，独有宝玉“置若罔闻”。“文死谏，武死战”被认为是最大的名节，贾宝玉却斥之为“沽名钓誉”。当时的社会 ==========第377页========== 最大的名节，贾宝玉却斥之为“沽名钓誉”。当时的社会风气是“男尊女卑”，贾宝玉却说“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锺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当时的艺人是被人歧视的，艺人的子孙还不许参加考试，但宝玉和蒋玉函却交往甚密。在他被贾政痛打之后还说“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在等级森严的贾府，他和奴隶们相处却是“只管随便，都过的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儒家经典的态度。他说，“除了四书，杜撰的也太多呢”。甚至发展到“祸延古人，除四书外，竞 110 ==========第378页========== 将别的书焚了”。①他甚至认为：“明明德’外就没书了，都是前人自己混编纂出来的”。这个“前人”，就不只是程朱之流，连儒家的老祖宗孔丘也包括在内了。但他对四书是否就重视呢？并不。贾宝玉入家塾的时候，贾政特别强调，“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但是，几年之后，他却仍不能背诵下来。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除塑造了一个孔孟之道的叛逆者的典型贾宝玉之外，还通过许多个在封建礼教迫害下的妇女的悲惨遭遇，深刻地揭露和控诉了吃人的封建礼教的罪恶。 《红楼梦》首先大胆地对“至高无上”的“君权”进行了批判和控诉。贾元春被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这对贾府来讲，真是“烈火衰油，鲜花着锦”。当夏太监传旨“立刻宣贾政入朝，在临敬殿陛见”的时候，就 ==========第379页========== 太监传旨“立刻宣贾政入朝，在临敬殿陛见”的时候，就弄得“合家人心俱惶惶不定”，那个上了年纪的贾母，也心神不定地“在大堂廊下伫候”，似乎将有大难临头。元春省亲，据说是“当今（皇帝）体贴万人之心”，使宫里的妃嫔才人得“尽骨肉私情，共享天伦之乐事”。但是，元春和家人见面时哭声不绝的悲伤场面却隐然显示了皇帝的淫威。元春悲切地说，皇宫是“不得见人的去处”， ①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第三十六回。 111 ==========第380页========== “田舍之家，虀盐布帛，得遂天伦之乐；今虽富贵，骨肉分离，终无意趣。”是谁使元春“骨肉分离”，不得“遂天伦之乐”呢？不正是那个“至孝纯仁，体天格物”的“当今”吗？这些正是作者对皇权罪恶的深刻揭露。在十六回中，作者又通过林黛玉拒绝接受贾宝玉转赠给她的“圣上”赐给北静王的“蒙苓香串”，还骂道：“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直接亵渎了皇帝的尊严。作者在十六回中更借赵嬷嬷之口批判了皇帝的巡游。说这是挥霍浪费，劳民伤财，是买“虚热闹”，是“罪过”。曹雪芹就是用这种巧妙的艺术手法，鲜明地抒发了他对封建君权的愤懑情绪。 《红楼梦》对吃人的封建礼教的虚伪和残酷的揭露和控诉就更为突出。 四大家族中的贾府，是所谓“诗礼簪缨之族”。除夕 ==========第381页========== 祭宗祠的时候，“左昭右穆，男东女西”，真是“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然而在这堂皇的帏膜之后，贾府主子们“每日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甚至贾府用孔孟之道培养封建地主阶级接班人的“神圣”的“家学”，也成了贵族子弟“斗鸡走狗，赏花阅柳”，藏垢纳污之所。为了争夺财产和权势，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夫妻之间，嫡庶之间，互相勾心斗角，“一个个不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用尤氏的话 112 说，“我们家下大小的人，只会讲外面，假礼假体面，究 ==========第382页========== 竞做出来的事都够使的了”。 贾府的主子们标榜自己“宽柔待下”，但是，黑山村的农民在遭到特大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还得勒紧裤带向贾府交纳大量的实物地租和白银；金钏儿一句戏言，就被王夫人活活逼死；借什么整肃纲纪、维护礼教的名义，抄检大观园，对司棋、晴雯、芳官等女奴无故地进行摧残和虐杀。这血泪斑斑的事实，都无情地揭露了贾府的统治者们所说的“仁”，实际上就是“吃人”。 贾府的女奴们固然是被吞噬的对象，一些年青的女主子又何尝幸免。那个以孔孟之道毒汁教育出来的李纨，如槁木死灰一般，只知侍亲养子，陪侍小姑做针线等事，别的一概不闻不问。李纨这个典型，就是“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一反动教条制造出来的木乃伊。由贾赦作主嫁给孙绍祖的迎春，和孙绍祖结婚 ==========第383页========== 一年左右就被折磨致死，成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的栖牲品。而他们对贾宝玉林黛玉两个叛逆者的摧残迫害，更是封建的伦理道德虚伪本质的彻底揭露。什么“天理”，什么“三纲五常”，只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手里的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诗礼簪缨之族”，只不过是排着人肉的筵席；“昌明隆盛之邦”，也不过是排设人肉筵席的长棚。由于封建社会中各种矛盾 113 的发展，封建制度崩溃之势已成。贾府“忽喇喇似大 ==========第384页========== 厦倾”，封建制度这个“干里长糊”也不可避免地要坍塌了。 封建制度的没落，封建正统思想的腐朽，并不等于封建制度对人民压迫的减轻。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总是要利用封建正统思想来统治人民，强迫人民信奉。《红楼梦》中的贾政，就是封建正统思想的维护者的形象。他为宝玉安排的道路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宝玉却反其道而行之，以致发展到贾政必欲置宝玉于死地。宝玉和贾政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就是维护封建正统思想和反对封建正统思想的矛盾。 高鹗的续书，在保持全书的悲剧结局方面，比较接近曹雪芹的原意，而且语言也比较好，对于《红楼梦》的广泛流传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他在后四十回中，对 ==========第385页========== 贾宝玉性格的描写并不符合作者原意。在他的笔下，贾宝玉这个封建阶级的叛逆者终于向封建正统思想屈服，特别是宝玉给王熙凤的女儿巧姐讲《列女传》，简直成了封建礼教的传声筒。这种变化，暴露了作者浓厚的封建思想，同时也反映了日趋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千方百计争夺年青一代，为封建地主阶级培养接班人。“兰桂齐芳，家道复初”。就是 114 这个没落阶级的主观愿望。但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孔孟之道不可能使贾府家道复 ==========第386页========== 兴，孔孟之道也不可能使封建社会避免垮台的命运，反动派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第387页========== 115 . ==========第388页========== “饵名钓禄”的“敲门砖” 世袭、捐纳和科举，是清代选拔和录用官吏的主要制度。世袭，只限于少数贵族和功臣的后代；捐纳，也只能是少数有财有势的官僚、地主和商人的子弟；而科举则有更广阔的社会基础。因此，科举取士，历来被看作选拔和录用官吏的“正途”。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科举制度越来越腐朽，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也就成为封建社会未期上层建筑领域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红楼梦》不仅反映了这一场斗争，而且把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科举制度起源于隋唐，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因时代 ==========第389页========== 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它的产生，对于打破士族豪门垄断政权的局面曾起过积极作用，一些有作为的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也曾经利用科举作为政治改革的工具。但是，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就已经完全丧失了“现实的合理性”，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用以禁锢思想，摧残人才，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工具了。 满族贵族在入关之前的很长时期，都没有科举取 116 五 士的制度。努尔哈赤的时候，他对明王朝的儒生非常痛恨。俘虏中的儒生，一经查出，立即处死。皇太极即 ==========第390页========== 痛恨。俘虏中的儒生，一经查出，立即处死。皇太极即位以后，为了利用汉人，和明王朝进行斗争，对于儒生颇为重视。天聪三年(1629年)九月，举行儒生考试，录取了二百人。免除他们的奴隶身分，“一等者赏缎二匹，二等、三等者赏布二匹，俱免二丁差徭，并候录用。”这是满族贵族用考试的方法选拔和录用官吏的开始。天聪八年(1634年)四月，由礼部主持，对通晓满洲、蒙古、汉书文义的知识分子进行考试，取中举人十六名，每人赐衣服一套，免除四丁徭役，并宴于礼部，以示嘉奖。但是，这时的考试，不仅和当时明王朝实行的科举制度不同，也没有形成一定的制度。 满族贵族入关以后，范文程就向顺治出谋献策，实行科举制。说什么“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企图通过科举来收买知识分子，消除 ==========第391页========== 广大人民对满族贵族的反抗情绪，从而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他的建议，得到了清朝统治者的采纳，颗治二年，就开始举行科举考试。 清代科举，基本上是沿袭明代的制度。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三级进行考试。县、府一级称为院试，被录取的称为秀才；秀才参加省一级的考试，称为乡试，被录取的称为举人；举人到北京参加最高一级的考试，经 六 117 过会试，复试和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三种考试之后，被录取的称为进士。进士的第一、二、三名，分别称为 ==========第392页========== 被录取的称为进士。进士的第一、二、三名，分别称为状元、榜眼、探花。中了举人进士就可以作官，获得种种社会特权。所谓“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所以科举制度就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向上爬的阶梯，也是封建统治阶级摧残人才、毒害知识分子的毒辣手段。 清代科举，主要是考八股文。八股文又称八比文，时文，制义，四书文。这是明清两代考试制度所规定的 一种特殊文体。不论内容和形式都有严格的规定。在内容方面必须发一定的议论，即所谓“代圣人立言”。作者在发议论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作为“圣人”的代言人，不仅要依据儒家的经典《四书》和《五经》，还得遵守一定的注释。例如《四书》，就只能用朱熹的“集注”。这种由官方规定的注释，人们就称之为“高头讲章”。 ==========第393页========== 《红楼梦》八十二回，贾代儒要宝玉讲《论语》中的“后生可畏”和“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两章，就是用的“集注”的观点。在形式方面，每篇文章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组成。在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个段落中，每一段落都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合共有八股，所以叫做八股文。全篇字数也有严格的规定，超过了就不及格。八股文这种形 118 式，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看见了。《红楼梦》第八十四回 ==========第394页========== 中提到的宝玉的《窗课》，就是三篇八股文的破题和承题部分，虽然不是全篇，我们也可以看出八股文究竟是什么货色。 “窗课”第一篇的题目，“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是贾代儒从《论语》上搬来的。宝玉原来的破题是，“圣人有志于学，幼而已然矣。”贾代儒将“幼”字抹去，明用“十 五”。贾政为此发了一通议论，说什么“十有五而志于学”这一章书，是“圣人自言学问工夫与年俱进的话，所以十五、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俱要明点出来”，万万改动不得。宝玉原来的承题是“夫不志于学，人之常也。圣人十五而志之，不亦难乎？”这两句话等于说，孔老二那一套，我对它毫无兴趣。当然会使得贾代儒和贾政更为恼火。贾代儒把这两句全部抹去，贾政则气得摇头，大骂宝玉“不但是孩子气”，而且“本性不是 ==========第395页========== 个学者的志气”。孔老二的教条，一个字也不能动，这难道不是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吗？ “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①但它却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向上爬的必要手段。“学而优则仕”。要当官就必须熟读《四书》《五经》，作好八股文。所以，人们把这 ①鲁迅：《透底》，《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第四卷，第522页。 119 些东西称为“敲门砖”。“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①为了敲开“仕途”这个门，在 ==========第396页========== 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广大知识分子成年累月地在那里揣摩“高头讲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使得广大知识分子变成一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思想僵化，言行迂腐的高踞于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比曹雪芹早生二、三十年而逝世又晚七、八年的以医学知名的徐灵胎(1693一1771年)，曾在一首《道情》中写道： 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臂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算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那些整天钻研“高头讲章”，揣摩八股时文的读书 ==========第397页========== 人，不仅对于天下大事、国计民生茫无所知，就是对自 ①魯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 九七三年版第六卷，第317页。 ②三通：指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四史：指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 120 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也是不清楚的。.他们知识的贫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三通”、“四史”，是几部有名的书籍，汉祖唐宗，是历史上杰出的皇帝。可是，这些读书人都不知道。有的人中了进士，还不知道《史记》的作 ==========第398页========== 者是谁。身为“大学士”，“不但连算学也斥为洋鬼子的学问”，“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也是“决不相信的”。①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的生命，在寂寞的书斋中白白地葬送了；而一些进入“仕途”的，则又充当封建地主阶级的鹰犬，成为残害人民的刽子手。当我们读到这首《道情》的时候，不是会很自然地想到《红楼梦》中的贾政、贾雨村、贾代儒这群腐儒的典型形象吗？科举制度的腐败，在明代末年就有人认识到了。有人认为八股文会断送明王朝的江山。他们在朝堂上贴了一张大大的柬帖，上面写道：“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晚生文八股顿首拜。”康熙即位以后，统治阶级对八股取士亦存在着分歧，所以曾一度停止。康熙二年(1663年)八月的“上谕”中说，“八股文章，实于政事无涉，自今以后，将浮饰八股文章永行停 ==========第399页========== 章，实于政事无涉，自今以后，将浮饰八股文章永行停止。”但是，由于顽固派的反对，康熙七年(1668年)又加以恢复。康熙四年(1665年)，礼部侍郎黄机在请求 ①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 九七三年版第六卷，第314页。 121 恢复八股取士的疏中说，如果“不用经书为文，则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不利于清王朝的统治。乾隆三年(1738年)，统治阶级内部在八股取士的问题上又一次发生争论。兵部侍郎舒赫德认为，科举制度不是“遴 ==========第400页========== 次发生争论。兵部侍郎舒赫德认为，科举制度不是“遴拔真才实学之道”，请求加以改革。但是，另一些大臣却坚决反对，说什么“时艺所论，皆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虽日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乎其中。”八股取士制度既然如此美妙，当然没有必要进行改革了。其实，这些竭力维护八股取士的人们，又何尝不知道八股文是无用的东西。当时“力持驳议”的一位大臣鄂尔泰就曾经说过：“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用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寥寥数语，完全暴露了清代统治者顽固推行八股取土的罪恶用心。科举制度毒害了广大的知识分子，激起了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人们的憎恶和抨击。清初的顾炎武就曾愤慨地说过，“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 ==========第401页========== 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李颗也说，当时的知识分子“所习惟在于词章，所志推在于名利。”八股取士，是“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其后果，比“洪水猛兽”还要厉害得多。李恭在中了顺天乡试之后，就进一步看清了科举的毒害，他深有感触地说：“举 122 业聪明，则世事不聪明，时文不庸腐，则世事庸腐。甚矣，时文之害世也。”并且从此不再把科举考试放在心上。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虽然直到他的晚年对 ==========第402页========== 科举还存在着幻想，但他亲身的经历，使他对科举制度的腐朽和黑暗有了较深的认识。因此，在他的一些作品中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叶生》中的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却屡试不中，郁闷而死。《于去恶》一篇，他进一步指出科举制度埋没人才的原因，是由于主持考试之官不是眼瞎，就是爱钱。《王子安》 一篇，对科举制度对于知识分子身心的摧残，也作了深刻的揭露。 吴敬梓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比蒲松龄又前进了步，他“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他在《儒林外史》中，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弊害。他借王冕之口批评科举制度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他通过儒林群丑的形象的描绘，对科举制度进行 ==========第403页========== 了辛辣的讽刺和猛烈的抨击。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于科举制度虽然着墨不多，但是，他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是非常深刻的。特别是把高鹗的续书和曹雪芹的原著加以比较，可以看出，曹雪芹的思想是高出于同时代人之上的。 123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封建阶级的叛逆者的典型。他不仅不愿意“留意于孔孟之间”，而且也不愿意“委身于经济之道”。他不仅自己不愿意去考举人进士，对那些热中于科举的人，他还称之为“禄蠹”，对于 ==========第404页========== 八股文，更是深恶痛绝。他说，“这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奥，不过是后人饵名钩禄之阶。”谁要是劝他常常和那些为官作宦的人们讲谈讲谈“仕途经济”，他就会大觉逆耳，说这是“混账话”，即使是原来非常亲密的姐妹，也要和她“生分”了。他唯一的知己，就是另一个叛逆者林黛玉。他深敬黛玉，就是因为“独有黛玉自幼儿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共同的叛逆思想，成了宝黛爱情的基础。 在对待科举的问题上，高鹗和曹雪芹是大不相同的。曹雪芹的态度是“不求邀众赏，潇洒做颜仙”，“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他对唐代诗人李白曾经受到的皇帝亲为调羹的“殊遇”，并不羡慕，面对唐太宗与待臣们在春苑池泛舟游玩时别人都坐着斌诗，而画家阎立本却俯伏池边，描绘波上水鸟的羞渐情 ==========第405页========== 景却念念不忘。据说，皇家画苑曾经想把曹雪芹找去绘画，他却坚决拒绝了。高鹗对于科举则非常热中。他续《红楼梦》的时候，虽然因京试未中，心情有些沮丧，但是，他已中举人，追求功名之“心志未灰”。他曾 124 在一首名叫《荷叶杯》的小词中，描写了他中举时的心情：“盼断嫦娥佳信，更尽。小玉忽惊人。门外传来一纸新。真么？真！真么？真！”人们说，中举是“蟾宫折桂”，现在，五更已经过去，清晨已经到来，可是，月宫的嫦娥还没有把“高中”的“佳信”传来，他的内心是多么 ==========第406页========== 嫦娥还没有把“高中”的“佳信”传来，他的内心是多么焦急啊。这时，小玉的声音把他从迷惘中惊醒，看着那从门外传来的一张崭新的喜报，真是将信将疑，又惊又喜。“真么？真！真么？真！”两个自问自答，完全把高鹗自已的精神境界描绘出来了。他自编的《兰墅文存》和《兰墅十艺》，收录了八股文二十七篇。虽然没有刊行，但他遍征题咏，又自加按语，已足以说明他对八股文的爱好到了何等程度。于是，曹雪芹笔下的叛逆者，在后四十回中就被高鹗按照自己的思想面貌加以改造了。 《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中，贾宝玉对八股文是那样的憎恶，林黛玉也从来不讲这些混账话。到了八十二回，贾政要宝玉学习八股文章的时候，宝玉虽然还在黛玉面前批评八股文章是“诓功名，混饭吃”，“那里是阐 ==========第407页========== 发圣贤的道理？”但是，作者却把林黛玉写成和原来的性格完全相反，说什么八股文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远的”，“不可一概抹倒”，“你要取功名，这个也清贵些”。这样的话，出自叛逆者林黛玉之口，自然 125 弄得宝玉莫名其妙：“黛玉从来不是这样人，怎么也这样势欲熏心起来？”当时虽在鼻子眼里笑了一声，此后却有了转变，遵照塾师的要求，“天天按着功课干去”，最后终于中了第七名举人，然后披着大红猩猩毡的斗 ==========第408页========== 最后终于中了第七名举人，然后披着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出家当和尚去了。 从高鹗的续书可以看出，围绕科举制度进行的斗争，不仅在曹雪芹活着的时候就激烈地进行着，在曹雪芹死后，这场斗争仍然继续进行。《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就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证据。曹雪芹反科举制度的精神，相形之下也表现得更加突出了。 曹雪芹逝世以后，科举制度又顽固地支撑了一百 四十多年。但是，一切腐朽的事物，终究是要灭亡的。 一九○六年，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清王朝不得不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几年之后，即一九一一年，这个反动的封建王朝也在中国人民的革命风暴中宣告覆灭了。 ==========第409页========== 革命风暴中宣告覆灭了。 126 ==========第410页========== 文化禁锢何足畏 《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贾宝玉在向林黛玉介绍《会真记》（即《西厢记》）的时候说：“真是好文意！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 今天的读者，也许以为这算不了什么，但是，在当时，这确是要具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的。 在清代，读《四书》、《五经》，揣摩“高头讲章”，做八股文，习举子业，这才是知识分子的“正业”，即使是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文学正宗的诗词歌赋也被称为“杂学”或“杂览”。 《儒林外史》中写过这样一件事：当主考官周进拿起范进的卷子正要再看的时候，却有一个童生来交卷。 ==========第411页========== 那童生跪下，请求面试。周进说，“你的文字已在这里了，又面试些什么？”那童生说，“童生诗词歌赋都会，求大老爷出题面试。”周进一听，立即变了脸说，“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象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什么？况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么？看你这样务名而 127 不务实，那正务自然荒废，都是些粗心浮气的说话，看不得了。左右的！赶了出去！”一声吩附，两旁走过几 ==========第412页========== 个如狼以虎的公差，把那童生叉着賻子，一路跟头，义出大门外去。 这个童生，名叫魏好古。虽然“文字也还清通”，但是，因为上述的缘故，周进不等把全部试卷看完，就把他低低的入了第二十名。在“谒见”那一天，周进又要他“用心举业，休学杂览”。 这段描写，是完全符合历史真实的。章学诚在《答沈枫墀（音池ci)论学》中说：“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许年，学士又以四书文义相为矜尚。仆年十五六时，犹闻老生宿儒自尊所业，至目通今服古，谓之‘杂学”，诗古文词，谓之杂作’，士不工四书文，不得为通。”乾隆十 九年（1754年)，他买到一部《韩文考异》，但塾师不许阅读，以致他不得不“匿藏箧筒（音妾寺qi。箱子），灯窗辄窃观之”。 ==========第413页========== 窗辄窃观之”。 章学诚所讲的情况，正是曹雪芹生活和创作《红楼梦》时期的社会风气。 《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贾政听到王夫人提起袭人的时候，马上追问：“是谁起这样刁钻名字？”宝玉解释说：“因素日读诗，曾记古人有句诗云：‘花气袭人知昼暖’，因这丫头姓‘花’，便随意起的。”王夫人忙向宝玉 128 说道：“你回去改了罢！”贾政说：“其实也无妨碍，不用改。只可见宝玉不务正，专在这些浓词艳诗上做工 ==========第414页========== 夫。”说毕，断喝一声：“作孽的畜生，还不出去！” “花气袭人知昼（原诗作“骤”）暖”，本来是宋代大诗人陆游的诗句，并不是什么浓词艳诗。所以贾政这位封建统治阶级的卫道者也说“其实也无妨碍，不用改。”但是，宝玉却因此遭到申斥，说他“不务正”。贾政心目中的所谓“务正”，不仅不是诗词歌赋，连《诗经》古文也是次要的。他命令宝玉，“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诗经》古文、诗词歌赋的命运是如此，被封建统治阶级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刷的命运，更是可以不言面喻了。 我国的小说、戏剧，是伴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而发展起来的。因为它原本来自民间，和封建统治阶锇的 ==========第415页========== 展起来的。因为它原本来自民间，和封建统治阶缓的正统观念相冲突。因此，封建统治阶级把这些东西视为鄙俚庸俗，不能登大雅之堂。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民主主义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戏曲、小说，也开始引起一些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注意。李贽在《童心说》一文中极力推崇《西 129 厢曲》，认为它表现了人的“真心”，具有揭露和批判社 ==========第416页========== 会黑暗的意义，是“天下之至文”。 剧作家汤显祖的《牡丹亭》，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故事对束缚青年男女的封建礼教进行批判。他在《题词》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他突出地强调情的力量，是对当时高谈“性理之学”的道学家们的公开挑战。因此，《牡丹亭》和《西厢记》一样，得到了贾宝玉和林黛玉两个叛逆者的共同爱好。 毛主席指出：“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①封建统治阶级叛逆者赞赏的东西，正是封建统治阶级十分仇视的东西，他们把这些作品称为“淫词艳 ==========第417页========== 曲”、“邪书”，千方百计企图加以绞杀。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玄烨在关于购求遗书的“上谕”中就强调“发明心性，裨益政治”，“搜访藏书善本，惟以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方为有用，其他异端波（膏毕b1。邪）说，概不准收录”。所谓“发明心性，裨益政治”，就是是否符合程朱理学，是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826页。： 130 ==========第418页========== 否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如果违反这个标准就被斥为“异端波说”，“概不准录”了。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玄烨更以“正人心，厚风俗”为理由，对于所谓“小说淫词”“通行严禁”。将版与书籍“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而且还规定：“买者杖一百，看者杖一百”，“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 他们严禁的所谓“淫词小说”，当然有一些是黄色书籍。但是，其中也包括具有民主性精华的戏剧和小说。因为这些书籍具有反封建正统思想的内容，所以遭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切齿痛恨，毁版焚书，严查禁绝。 ==========第419页========== 从乾隆二十一、二年(1756、1757年)开始，科举取士，在八股之外又增试帖诗。已酉（1789年)会试，诗题是“草色遥看近却无”。有一位举人，八股文的卷子已被取中，只因诗中有一句“一鞭残照里”，主持考试的人指为引用《西厢记》词句，终于没有录取。 封建统治者这种文化政策，在封建贵族、地主、官僚的家庭必然有所反映。这时出现的一些“家训”、“庭训川”都有“不藏戏文小说”之类的话头。乾隆时刊行的 131 ==========第420页========== 《远色编》中，也载有劝藏书家烧毁所谓“淫书”的说教。说什么“少年心志易惑”，如果将“淫书”流传后代，就是教他们“为不肖，为禽兽”。只有把这些书全部烧掉，才够得上是“诗礼之家”。为了不让妇女阅读“曲本小说”，明清之际的反动儒生陈继儒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教，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竟成了“至理名言”。封建正统思想的忠实信奉者薛宝钗，就曾多次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来规劝林黛玉和史湘云。 封建统治阶级对于具有民主性精华的戏剧和小说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措施？用薛宝钗的话来讲，就是“最怕见这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也就是说，他们害怕青年一代成为封建制度的叛逆者。正因为这样，茗烟为了与宝玉开心，从书坊“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则天、玉环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买 ==========第421页========== 了许多，孝敬宝玉”，但害怕惹起风波，所以又嘱附宝玉“不可拿进园去，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对于《西厢记》和《牡丹亭》，叛逆者和卫道者的看法是完全对立的。林黛玉在行酒令中用了《西厢记》的“纱窗也没有红娘报”，和《牡丹亭》的“良辰美景奈何天”，薛宝钗就加以责备说：“好个千金小姐！好个不出屋门的女孩儿！满嘴里说的是什么？”薛宝琴十首《怀 132 ==========第422页========== 古诗》的后两首，明明讲的是《西厢记》、《牡丹亭》中的情节。薛宝钗却故意装做不知地说：“后二首却无考，我们也不大懂得，不如另做两首为是。”黛玉看穿了宝锻的用意，批评她太固执，太“矫揉造作”，说：“咱们虽不曾看这些外传，不知底里，难道咱们连两本戏也没见过不成？那三岁的孩子也知道，何况咱们1”连守妇道的楷模李纨也说：“说书唱戏，甚至于求的签上都有。老少男女，俗语口头，人人皆知皆说的”，留着无妨。 有的赞扬，有的贬抑；有的说是“邪书”，有的却说是好文章，在公开场合也加以引用。围绕着对《西厢记》和《牡丹亭》的评价，反映了大观园内维护封建正统思想与反对封建正统思想的斗争。而这正是当时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在《红楼梦》中的反映。 ==========第423页========== 在小说、戏曲“向来是看作邪宗”①的情况下，曹雪芹公然以小说为武器参加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就已经表现出他的战斗精神。但是，曹雪芹的伟大，还不仅是因为他采用了小说这一种形式，也不仅是因为他写了两个叛逆者的爱情悲剧，更重要的是他以“堪与刀颗交寒光”的锋利之笔，通过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亡史，反映了封建未世的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和阶级 ①魯迅：《徐魅庸作<打杂集>序》，《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 九七三年版第六卷，第291页。 133 ==========第424页========== 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及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形象的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史。《红楼梦》高度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以及二者的很好的结合，成为我国古典文学中的高峰。正如鲁迅所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①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孔孟之道是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传统思想。孔丘曾经说过“非礼勿视”，而这“礼”又非常之严，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历史上许许多多的文学家，对于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阶级社会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不但不敢正视，而且千方百计地加以粉饰，似乎一切都很圆满。有的虽也写出些缺陷，但最后结局还是大团圆。 ==========第425页========== 即使象我们前面讲到的具有反封建意义的优秀作品《西厢记》和《牡丹亭》，也不免落入了“大团圆”的俗套，冲谈了它反封建的社会意义。 曹雪芹的伟大，首先就在于他突破了孔孟之道的传统思想，“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②“按自已的事体情理”，把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生活，形象而生动地 ①《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 七年版第八卷，第350页。 ②同上。 134 ==========第426页========== 反映出来。 《红楼梦》卷首，曹雪芹曾郑重申明：“此书不敢干涉朝廷”，“虽有些指奸责佞（音宁ng。不正派的人），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①的确，《红楼梦》中有些地方，看起来是在“歌功颂德”，但是，亦往往在“歌功颂德”的同时，曹雪芹更有力地揭露了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 “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这在当时是需要最大勇气的。我们知道，清代“文字狱”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杀戮之惨，都是空前的。据不完全统计，康、雍、乾 三朝大小“文字狱”就多到一百余起。有的案件，牵连到几百甚至上千人。雍正四年(1726年)，礼部侍郎查嗣庭到江西主持考试，出了一个试题：“维民所止”。有 ==========第427页========== 嗣庭到江西主持考试，出了一个试题：“维民所止”。有人说他“维止”二字，是去掉“雍正”的头，“应照大逆罪凌迟处死”。虽已病死狱中，还要“戮尸枭（音销xo。砍头)示”。连他的兄弟子侄也遭迫害，有的被杀头，有的流放三千里外。因为他是浙江人，浙江乡试、会试也下诏停止。乾隆时，江西人王锡侯著了一部《字贯》，对《康熙字典》中的错误有所纠正，又在凡例中开列了清 ①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第一回。 135 ==========第428页========== 代皇帝的“庙讳”和乾隆的名字。乾隆知道以后，赫然震怒，王锡侯及其子孙都被处以重刑，给《字贯》题诗、作序甚至原来负责处理这一案件的官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山西人王尔扬给别人作墓志，于“考”字上用了一个“皇”字。巡抚巴延三就奏报叛逆，将王尔扬逮捕下狱。因为“皇考”二字，不仅屈原的《离骚》用过，欧阳修的《泷（音双shusng)冈阡表》也用过。乾隆也感到说这是“叛逆”未免过分，虽然免于追究，这一场虚惊也就着实不小了。 在“文字狱”的影响下，当时的社会空气非常沉闷。人们不但不敢谈政治，也不敢谈历史，至于写诗作文，顾忌就更多了。曹雪芹的好友敦敏曾写过一首《闻雁》，其中两句是：“我梦江南犹未得，汝归蓟北××为？”在《懋斋诗钞》手稿中，“蓟北”下面两字用墨涂掉了，如 ==========第429页========== 在《懋斋诗钞》手稿中，“蓟北”下面两字用墨涂棹了，如果用灯光透视，可以看出涂掉的是“究何”二字。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字涂掉呢？因为，北方是皇帝居住的地方，雁来有什么不可呢？你问雁来干什么？别人就要问你是何居心了。所以只好把七个字的诗句涂掉两个字了。他写的另一首《赠芹圃》，最后一句是“一醉霉稳(音冒躁mao sao。本作氈耗，烦恼状)白眼斜”。然而手稿上原来却是“一醉瑁毱读楚些（音装0ù。语未助词）”，后来贴上纸条改成了“白眼斜”，为什么要把“读楚些”改为 136 ==========第430页========== “白眼斜”呢？因为，“白眼斜”是说他象晋朝的阮籍对他看不起的人以白眼相待，最多只能说他孤高傲世。“楚些”则指屈原的《招魂》，亦可指屈原的全部作品—一《楚词》，而《楚词》历来被认为是“伤时怨君”之作，如果说一个人喝醉了酒去读古人伤时怨君的作品，岂不大有问题！所以这句诗就非改不可了。一七六八年，即曹雪芹逝世四、五年后，清王朝的宗室永忠读了曹雪芹的《红楼梦》，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 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 ==========第431页========== 颦颦宝玉两情痴，儿女闺房笑语私。 三寸柔毫能写尽，欲呼才鬼一中之， 都来眼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混沌一时七窍凿， 争教（即怎教）天不赋穷愁。 187 ==========第432页========== 在这三首诗的上端有他的叔父瑶华亲笔写的评语：“此三章诗极妙。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所谓“碍语”，并不象有人说的是“绮语”，而是“违碍之语”。也就是说，《红楼梦》的内容和当时的反动政治有抵触，作为清王朝宗室的瑶华，因恐《红楼梦》中有“碍语”，连看都不敢看，曹雪芹却以毕生的精力来创作它，充分表现了曹雪芹敢于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 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时曾经说过：“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杜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①这 ==========第433页========== 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①这个评价，完全适用于曹雪芹的《红楼梦》。《红楼梦》给予我]的是一部清代封建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的历史。尽管曹雪芹受到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思想上还有想补封建制度之天的幻想，他对君权也还有保留，对孔孟之道的批判也不彻底，特别是他对农民起义采取敌视的态度，更鲜明地表现了他的地主阶级的立场。 ①《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62、463页。 138 ==========第434页========== 但他通过典型的艺术形象，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我们从《红楼梦》中所学到的东西，也是“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的。《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杰作。曹雪芹的名字是可以列于世界伟大作家之林而毫无愧色的。 ==========第435页========== 139 ==========第436页========== 《红楼梦》问题的论争说明了什么 《红楼梦》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形象的历史。它的问世，有如石破天惊，在意识形态领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曹雪芹生前，《红楼梦》就已有抄本流传，“脍炙人口”。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伟元、高鹗续成一百二十回本，先后两次印行，更扩大了《红楼梦》的影响。尽管封建统治阶级称之为“淫书”，焚书毁版，一再严禁。但是，《红楼梦》却冲破了统治阶级的重重禁令，在广大群众中流传开来。有人在谈到《红楼梦》流传的情况时说：“嘉庆初年，此书始盛行，嗣后遍于海内，家 ==========第437页========== 家喜阅，处处争购。”形成了“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的风气。研究《红楼梦》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称为“红学”。对《红楼梦》的评论，也成为各个阶级进行政治思想斗争的战场。鲁迅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①这一段话，十分准确地概括了从《红楼梦》问世直到“五四”之前各个阶级对于《红楼 ①)<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七卷，第419页。 140 ==========第438页========== 梦》的不同观点，反映了这一时期围绕着《红楼梦》进行的尖锐、激烈的斗争。 “五四”时期，由于革命的深入，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发生了分化。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派，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革命，竭力鼓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企图诱惑青年踱进研究室去“整理国故”。一九二一年，他抛出了《红楼梦考证》，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验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胡说什么《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深自忏悔”的“自叙传”，《红楼梦》的“旨义”是记叙述“闺友闺情”，是“写他家由富贵变成贫穷的情形”，“《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红楼梦》的真正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等等。俞平伯是胡适的狂热追随者，据他自己说，在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之前，他对《红楼梦》 ==========第439页========== 己说，在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之前，他对《红楼梦》“还没有系统的研究的兴味”，他研究《红楼梦》是受到了胡适“研究的意兴”的“感染”。他的《红楼梦辨》和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完全走着同一的道路。他说：“《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是“情场忏悔而作的”，“是为 十二钗作本传的”，“《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的文学一诗、词、曲一在一个平面上”，“其用亦不过破闷醒目，避世消愁而已。故《红楼梦》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 .141 ==========第440页========== 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看！在他们的笔下，《红楼梦》丰富的历史内容，深刻的社会意义，都被一笔勾销了。正当胡适、俞平伯之流欣喜若狂，欢呼“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的时候，鲁迅就和他们进行了针 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二一年，鲁迅在《阿Q正传》的 《序》里，就曾辛辣地讽刺了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流“穿凿”“附会”的“考”“辨”之道；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鲁迅都明确指出曹雪芹的生活与《红楼梦》的关系。他说：“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零）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①又说：“雪芹自己的境遇，很和书中所叙相合。”②一方面肯定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是以自已的家庭身世为素材，同时也指出《红楼梦》并不等于作者的“自叙传”。 ==========第441页==========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③它不是自然主义的作品，而是反映了现实生活规律的典型。到了一九三六年，当鲁迅已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对“自传说”的批判就更为深刻。他说：“纵使谁整个的 ①《中国小说史》，《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第 九卷，第386页。 ②《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 七年版第八卷，第350页。 ⑧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第一卷，第220页。 142 ==========第442页========== 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霑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①在这里，鲁迅明确地指出贾宝玉是一个艺术的典型。贾宝玉的模特儿虽然是曹雪芹，但曹雪芹并不就等于贾宝玉。对于《红楼梦》的成就，鲁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②“自从十 八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 ==========第443页========== 八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鲁迅与“新红学派”针锋相对的斗争，正是当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反映。 ① 《<出关>的关》，《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第六 卷，第523页。 ②《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 七年版第八卷，第350页。 ③《<草鞋脚>小引》，《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第六卷，第27页。 143 ==========第444页==========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新的形势下激烈地进行。在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下，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改头换面，易名《红楼梦研究》，于一九五○年出版，而《文艺报》的“新书刊介绍”专栏竟然狂热吹捧，说什么“《红楼梦研究》一书，做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俞平伯还大写文章，继续贩卖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黑货。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向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一九五一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一九五四年十月，又亲自给中共中央政治 ==========第445页========== 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在这一光辉文件中，毛主席严肃指出：党内某些搞修正主义的“大人物”，“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请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 144 ==========第446页========== 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毛主席还着重指出：“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① 毛主席的信，是批判资产阶级的号召书，也是向党内修正主义路线开火的动员令。在毛主席光辉指示的照耀下，一个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适派唯心主义的斗争，在哲学、历史、文学各个领域里全面展开了。这场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进行。 “新红学”受到了批判，但斗争并没有结束。由于国际上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红楼梦》的研究没有能够沿着毛主席指 ==========第447页========== 引的方向前进。在曹雪芹的笔下，·爱情只是掩盖政治斗争的“假语村言”，而一些《红楼梦》的研究者，'却极力渲染《红楼梦》中的爱情因素，甚至把它说成是《红楼梦》的主题，从而不同程度地陷进了新、旧“红学”把《红楼梦》歪曲成“爱情小说”的泥潭。特别是在帝、修、反反华大合唱甚嚣尘上的时陕，曾经遭到批判的“新红学”义卷土重来。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中，报刊上 ①原载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月《人民日报》。 145 ==========第448页========== 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上百万字的有关曹雪芹卒年、祖宗、大观园地址的考据文章。一九六四年八月，俞平伯又抛出了《<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继续宣扬胡适派的唯心论。 “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①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反动家伙，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以孔孟之道作为反动的思想武器；同时，还要他的死党从《红楼梦》里去“找权术”。他们对贾政、贾雨村等反动没落阶级代表人物的命运无限同情，并从他们的失败中总结教训，什么“防自倒旗帜”，什么“天马行空，勿太密，亲则疏”；面王熙凤、薛宝钗等在他们眼里公然成为 ==========第449页========== “正面人物”，要学习她们“克己复礼”的反动思想和窃取“权力”的阴谋手段。什么“大智若愚”，什么“忍”和“狠”等等，全被他们收集起来当作法宝。但是，一切反动派都不可能扭转历史的车轮。王熙凤、薛宝钗支撑不了贾府这座将倾的“大厦”；林彪这匹“独往独来”、安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天马”，也终于“折戟沉沙”，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①转引自《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146 ==========第450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工农兵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为《红楼梦》研究开创了新的局面。 两百多年来围绕着《红楼梦》进行的斗争，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社会内容和历史特点，但是，归根结底，都是一定时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为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彻底批判地主资产阶级对《红楼梦》的种种歪曲，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第451页========== 长 147 ==========第452页==========